扁担挑起就走：这家被称作“世上最小国家银行”，后来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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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现代的叙事中，金融似乎天然属于现代城市、现代产业和现代信用体系。但或许你不相信，在九十多年前的江西深山里，一个在路边田地里耕作的老农，也能就借款、买公债这些问题与你侃侃而谈。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为何也能知道这么多现代金融知识？这还得从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间老屋说起——

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没有高楼大厦的银行

1931年冬，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与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被逐一拔除，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余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各地红军、统一步调的需求，由此迅速提上日程。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宣告成立。

新政权初生，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却面对着许多困难。外部是敌人层层包围的军事压力，内部经济建设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赣南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而这里山多田少，可耕土地本就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屠杀又使青壮年锐减，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也极度匮乏。可以说，新政权的经济建设，起手便是一个“天崩开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而是想办法一一解决：农业条件不好，就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开办农业试验场，培育良种，举办培训班传授农业知识；物资不足，就开办被服厂、炼铁厂；耕牛不足，就发动组织耕牛合作社；人力不足，就鼓励组织耕田队。但在过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意识到，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

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是近代中国自清末起便附身的三重金融痼疾。近代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世界金本位兴起与中国长期行用银本位的矛盾持续冲击传统货币体系，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有效的货币发行与金融监管制度，这些制度性困境延续到了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系列改革，仍未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货币、收据等。来源/纪录片《红色摇篮》

20世纪20年代初的江西，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几种，纸币更是五花八门：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的兑换券之外，还有钱庄、商号、公团自印的钱票与花票。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纸币信用不一，且一家倒闭，往往牵连一片；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同样难逃滥发贬值的命运。币值朝夕不保，百姓终年辛劳所得，一夜之间便可能化为废纸。

除了混乱的币制，还有一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千百年的附骨之蛆——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或遇婚丧疾病时不得不举债，常以田契、房屋作抵押，利息奇高，利上滚利。一旦无力偿还，便田产被夺、家破人亡。当时江西地区存在的高利贷，有“大加三”“对本利”“月子利”等等种类，放贷的庄头想尽办法，将劳动人民的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抹净。

这些顽疾不除，新政权的经济建设将始终如同沙上筑塔。要斩断这双藏在暗处的手，光靠组织生产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货币发行权与信用主导权握在自己手里。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这一尝试。1927年至1932年间，全国先后有8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累计发行货币96种。到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分散在各地的金融战线迫切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际，中央即作出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政印章。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如果有幸走进这家银行的旧址，你一定会怀疑这是否真的能被称为一家“银行”：办公厅是一间只有两厅三房的民居，占地仅200平方米，是摩根大通旧楼办公面积的1/175，新楼办公面积的1/1250；金库更是局促地安在民居的柴房里，不过区区10平方米。可正是这家被后人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即将在敌人的封锁与旧金融的废墟之上，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撑起第一副金融骨架。

没有名校学历的行长

建立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要找出一个会打仗、会搞工农运动的人，十分容易；可要找出一个会搞金融，懂怎么开银行的人，实在是难如登天。任务不等人，在会议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正在负责后勤工作的毛泽民。

1921年，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教育启发来到长沙，负责起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工作，需要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之后来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仍旧承担着学校的庶务工作。1922年，毛泽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除了组织工人骨干等工作外，毛泽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承担了工人组织的“后勤”工作，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筹集资金、寻找货源，避免工人受到奸商剥削。1925年，毛泽民来到上海，负责建立党的刊物的发行系统，先后参与筹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和几个印刷厂，之后还担任了《民国日报》的经理。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商业大都市中，毛泽民没有任何名校的经济专业就读经验，却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书店、印刷厂和报社的经营任务，刊物的印量、销量都十分可观。

毛泽民。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瑞金。组织最开始分配给他的工作是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还是他最擅长的后勤工作。但很快，随着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毛泽民的职务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民虽然组织过工人运动、经营过书店和印刷厂，却从未经手过银行业务。好在他的同事们，个个都是银行业务的“好手”。会计科长曹菊如和总务处长莫钧涛，虽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一个12岁辍学，却都有“外企”工作经历——一个曾在南洋当店员，一个曾替英资银行送过信件。剩下的业务科长赖永烈是个红军战士，会计钱希均则毕业于上海平民女校。

实际上，即便团队平均学历勉强过小学，但说他们经验丰富，并非虚言。曹菊如原先便是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赖永烈更是永定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那些没有在高等学府中学习的知识，早已在革命的金融实践中记进脑海。因此，毛泽民和众人很快便确定了国家银行的工作内容：第一，要按照市场需求发行适量的纸币；第二，吸收群众的存款；第三，发放贷款，助力根据地经济发展；第四，领导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

按照这四条职能，国家银行的业务迅速运转起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统一根据地的货币。要想把一张纸币印出来，对于曾经开办过印刷厂的毛泽民来说，倒不算难事，只不过工艺更复杂而已；可要设计出美观大方、又有工农政权特色的货币，却不是毛泽民能够做到的。经人推荐，毛泽民看上了彼时正身陷囹圄的原汀连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彼时黄亚光正因“肃反”被审查，毛泽民在充分调查其履历、案卷和口供后，坚决与相关人员交涉，将黄亚光从监狱中“捞”进了自己的“初创团队”。黄亚光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完成了纸币的设计。

（左上）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右上）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五角纸币；（左下）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二角纸币；（右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来源/瑞金苏区历史陈列馆

完成纸币设计后，毛泽民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出了往印钞纸中掺羊毛、燃烧会产生焦臭味的防伪方法。有了货币，经济运行便有了血液，国家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其中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打击高利贷。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客户，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个体，也包括工厂、合作社这些生产组织；业务种类有定期信用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贴现放款等。无论是以谁为对象、何种形式的贷款，国家银行都坚持“低利借贷”，这也是在国家银行建立前就一直坚持的原则。苏区政府对贷款利率有严格的限制，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不超过一分，且“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有了国家银行，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也有了统一的管理，可以更加集中力量服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除了基本的存款、信贷业务外，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国家银行还开辟了公债业务。国家银行建设不久，“围剿”的阴云又笼罩上初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筹措资金，国家银行受临时中央政府所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原本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为，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本就贫困，金融知识也有限，这种由银行向百姓“借钱”的债券，很可能难以推行。因此毛泽民亲自和各位同事一起，爬过一道道山沟，一户户向百姓宣传政策。出乎意料的是，群众非但没有抵触，反而热情极高。第一期原定发行30日的债券，仅20天就全部售空；第二期公债也仅半个月就完成了发行任务。原定计划筹款120万元，实际还超发了8万元。

没有一根遗失的金条

之所以国家银行发行的公债如此畅销，是因为国家银行有坚实的信用基础。与其他滥发货币的金融机构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金融产品，都严格遵照生产生活的要求，确保货币不贬值、债券按期承兑。在战争公债发行成功后，国家银行又发行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公债，定额为国币300万元，原定“先7年付息、后5年还本”。可是这一笔公债真正的还款期限，却到了18年后。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国家银行也在转移之列。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中银行工作人员只有16人，政委为毛泽民，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其余大部分为运输员。长征中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移动银行”，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参与没收征发，为军队筹款；二是保管分配物资，在每一处休整的地方，要组织货币的发行和回笼。

川陕苏区布币。这枚布币是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这枚布币的币值为“叁串”，当时也被称为“红军票”，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这样，国家银行离开了固定的办公网点，成了一座“移动”的银行。在行军时，这支队伍要扛着沉重的印钞机器和珍贵的金银储备，努力赶上大部队；一到休整地，立刻放下装备，着手调配物资。部队一路西行至遵义，获得了第一个相对较长的休整期。党中央在这时召开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国家银行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忙碌着。遵义是一座大城市，城内商业基础很好，物资比较充足；红军战士经过长途奔波，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也有消费的需求。为了充分满足战士们的个人需求，也为了重振城市内的商业，国家银行除给战士们发放少量大洋外，还紧急公开发行了一批苏区钞票。战士们可以拿着这些苏区钞票，剪头发、下馆子、购买个人所需的物资。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当时遵义城中“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里面的套鞋、面巾一类生活用品皆被抢购一空；二是书店，里面的各类杂志和文具也十分畅销；最后便是饭店，各处酒店、面馆中，都可见前来“打牙祭”的红军战士。

这样繁荣的商业局面背后，依旧离不开国家银行的工作。事实上，若无信用，纸币本身的价值与废纸无异。在当时，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将其作为剥削百姓的工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军只是一支千里转战而来的队伍，如何能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原因除了国家银行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量、有打土豪获得的物资作为承兑的信用背书外，还因为国家银行许诺了及时的承兑政策。为避免红军离开后，这些苏区钞票即变成废纸，也考虑到这些“红军票”，可能成为敌人刁难群众的把柄，国家银行早早写出布告，允许群众拿着“红军票”，在全城多个兑换点，将苏区钞票兑换成实物或国民党发行的票子。这种兑换严格按照市价进行，甚至优惠于市价。比如苏区盐价本为1元1斤，此时则可以用1元兑换7斤盐；1元苏币可换1元2角现洋，也可换为2元国民党纸币。

“工”字银圆，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通过这样的方法，国家银行既解决了“打土豪”所获得的物资如何高效、公平地分配给百姓的问题，又使红军士兵获得了个性化的补给，更是一次切实的共产党政策宣传。此前敌人对红军队伍的种种泼污，都在一担担发放给百姓的食盐和香烟、一块块及时兑换的大洋面前化为乌有。在红军决定离开遵义时，虽然国家银行连夜办理兑换，避免百姓来不及兑换而蒙受损失，但还是有许多群众选择留下了这些即将成为废纸的“红军票”。中国共产党也从未辜负群众的这份信任。无论是在根据地发行的公债，还是这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钞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承诺按照一定比例承兑。

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就这样，行军时扁担一挑，用肩膀扛着全军的经济命脉出发；驻扎时立即开展办公，协调物资配给，想办法改善官兵生活。一路走来，这支队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他们用生命一路保护的黄金银元等物资，至陕北时分毫未损。

没有断绝的红色血脉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又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发挥着自己在金融战线上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其他根据地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九十多年过去，瑞金叶坪村那间两厅三房的老屋早已不再办理业务，柴房里的金库也空了许久。可当年从这里出发的那副扁担，一路挑到陕北，挑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最终汇入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正是从这家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名校精英的银行开始。它虽没有什么光鲜外表，却有着比这些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姓的一诺千金，不随岁月变迁而褪色；也是群众最质朴的信任和支持，不随环境的艰险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