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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石经》的《周易》部分。图中符号为六十四卦中第十五卦“谦卦”，坤上艮下，谦卦也是唯一一个六爻皆吉的卦。摄影郑乾

分经授业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典籍的地位扶摇直上。国子监的教科书自然少不了这些儒家典籍。譬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

国子监的教学称为“分经授业”，每部经都是不同学生的专修课，学生任选一经修习。学生学有成就的称为“业成”，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三种情况，通二经为最低限度，但是连通“二经”（不论是大经、小经还是两个中经）都至少需要四年时间。

《开成石经》的《五经文字》部分。唐代宗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时负责校正五经，因此发现了很多由异体字和一字多音导致的混淆。于是他让“孝廉生颜传经”把疑文集合起来，编为三卷《五经文字》，张参于大历十一年（776）六月七日为之作序。摄影郑乾

可惜，安史之乱后，唐朝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朝臣以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

“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

这里所说的“后汉故事”，就是东汉王朝置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也是第一部以隶书镌刻而成的儒经石书。

唐代的这部石经，至开成二年（837）冬十月，由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勘订完成，立于国子监，称为《石壁九经》。虽然名为“九经”，但其内容涵盖《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和《尔雅》这12部经书。又在《五经文字》的基础上著成《九经字样》，书在《五经文字》之后作为补充。至此，皇皇数十万字的《开成石经》刊刻完成，共用高3米、宽0.8米的碑石114方，上下设有碑额和方座，两面刻字，用隶书和楷书书写而成。

事唯小道

除儒学系统外，唐代的国子监里还有一类属于实科教育的教科书，包括律学、书学、算学等内容。其中的“律学”兴办于唐高祖初年，后一度停办。唐太宗在位时，国子监重新开办律学，以律（基本法规）、令（补充法规）为主要教材，兼习格（皇帝诏敕所形成的法规）、式（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及公文程式）、法例（案例）。书学的教材，在《唐六典》等典籍中规定甚详：《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武则天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最为重要的当数《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至于《石经三体书》其实就是《正始石经》，它刻于曹魏正始二年（241），是用隶书、小篆及古文三种字体刻写的《尚书》及《春秋》石碑。

曹魏《正始石经》残石，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摄影宋义东

按如今的学科分类，经学与书学、律学大抵属于“文科”性质。算学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算学远比数学丰富得多，除数学外，它还包含了天文、历法、测量等学科内容，这种意义上的“算学”概念，直到近代都还在使用。如清末在京师同文馆中添设算学馆，课程除数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地理、格物、机械、化学、测量等。照此看来，算学属“理科”无疑。按《旧唐书》《唐六典》的说法，算学的教材比较复杂：

“算学，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习之。”

这几本教材的学习时限也有规定。《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

《太学石经》，南宋，现藏杭州孔庙。《太学石经》是以宋高宗御书为底本，也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皇帝御书石经。摄影木岛主

这里面的《孙子》和《五曹》是两本算经。《孙子算经》成书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作者不详。书中有一道题目：“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这就是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的始祖，需要使用二元方程求解，“答曰：雉二十三，兔一十二。”《五曹算经》相传为北周甄鸾所编，专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实用算术手册。全书五卷，对应“五曹”（五类官员）：田曹（算田亩）、兵曹（算给养）、集曹（算交换）、仓曹（算税收仓储）、金曹（算丝织交易）。

这两本算经，与《周髀》《五经》这组一样，都只安排一年的学习时间，显然是因为难度较低。相比之下，《九章》《海岛》就显得较难，需要三年时间学习。《九章》就是著名的《九章算术》，号称古代中国的“算经之首”。全书分方田、粟米、方程、勾股等9章，共246个应用问题，确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框架。而《海岛》指的是《海岛算经》，是三国时期刘徽的测量学专著。其原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一部分，唐代独立成书，专门探讨如何测量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如海岛、山峰）的高和远。

宋本《九章算术》。唐代国子监中设有算学，《九章算术》就是算学教科书之一

从学习年限上看，算学教材里最长的莫过于《缉古》和《缀术》。这两本书分别需要学习三年和四年，属于高阶课程。《缉古》就是《缉古算经》，为初唐数学家王孝通于武德九年（626）前所著。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几何问题代数化，在世界上最早系统给出三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解法。譬如书中有一道题目：

假令有句股相乘幂七百六十五分之一，弦多于句三十六十分之九。问：“三事各多少？”

这实际上就是解一个三次方程：x3+（S/2）x2（P2/2S）=0，其中的X就是“句”，S就是“弦多于句之数（即弦差）”，而“P”则是句股相乘之积（即句×股）。

即便今天让学生来做，也着实够呛。

至于《缀术》，则是汇集了南北朝祖冲之、祖暅父子数学研究成果的深奥著作。

宋本《周礼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南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元明递修本。此书作者是唐初经学家贾公彦，他曾于唐高宗永徽年间任太学博士

《四书》登场

在南宋，出现了一部石刻的官定教科书，即“光尧石经”。上面的文字是宋高宗赵构和皇后吴氏手书，刻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六年（1146）。宋高宗禅让给养子孝宗后，所得尊号里有“光尧”二字，石经因此得名。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在孔庙大成殿后建阁奉安，亲书匾曰：“光尧石经之阁”，置放石经。碑刻现存85石，其中有《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

南宋晚期，“理学”中的程朱语录、四书章句也渐渐列入太学课程。所谓“理学”，在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等人。往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理学也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其主旨就是将“三纲五常”这些伦理纲常归之于天理的体现，使之成为不可违背的准则。

皇帝的倾向必然促成理学的传播和普及，南宋的士子竞习理学，以谋取科第功名，“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

元本《四书集义精要》，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作者刘因（1249—1293）是元朝人。此刊本字体仿赵孟頫之风，且书版宽大，很是罕见

进入元代后，主持建立国子监的许衡本身就是一位理学家，《四书》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教材。在《四书》之前，国子监生还要先学习《孝经》和《小学》。

教材取舍

进入明代后，四书五经更成为官学知识传习的核心与基础。国子监生所习主要是这9本儒家经典：“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到永乐年间，更是特定《四书五经大全》作为国子监的统编教材。

元本《论语》（何晏集解），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盱郡覆刊宋廖莹中世綵堂本

除去四书五经，朱元璋还把律令、刘向的《说苑》规定为监生学习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他要求国学官员“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因此，国子监生“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这几本辅助教材的性质倒是完全不一样。《说苑》，又名《新苑》，为西汉人刘向所著杂事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录了先秦到西汉期间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附有作者的评论，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观念。《御制大诰》就是明太祖的训话集，是反映朱元璋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依据。这两本书也是国子监博士必讲、学生必读之书。

《四书章句集注》，清，现藏故宫博物院，此书历来是科举必读书，该本系清内府据元燕山嘉氏覆宋淳祐壬子（1252）当涂郡斋刊本覆刻。摄影严卫

科举为纲

实际上，明清时期四书五经不但是国子监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重点。清代的乾隆帝曾在《钦定四书文》的圣谕中说：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

具体而言，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明清两代以“八股”为科举文体，不但要模仿圣人口吻解说经典，还要遵经守注，这个注也就是朱熹所写的《四书章句集注》。

随着“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的情况不断加剧，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学也变成“储才以应科目”的科举考试准备机构。名义上国子监里也设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选修课，但诸生率多醉心举业，研求制义等“高头讲章”，而潜心经学、史学及律令、钱粮、算法、兵制、河防等“治事”实学者，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局面到清代中期，已经出现了“相沿既久，剿袭弊生”的问题。乾隆二年（1737），孙嘉淦以刑部尚书总管国子监事时就发现，“习举业者，抄写揣摩以求速化。目不睹经史之全，耳不闻大道之要。幸而获中，授之以政而不达，非才不足，其所学者末也”。当然，孙嘉淦自己也是科举出身的官僚，而且还是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特开的“万寿恩科”中的进士，他不可能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认为科举考试之法还是可行的，之所以出现弊端，在于士子所学的课程不当。为此，孙嘉淦主张采用北宋教育家胡瑗所创立的“经义”“治事”两斋教学法。让国子监生“于四书八股之外，各明一经，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肄焉。其明经者必令博观先儒之疏解，熟诵皇上颁折中、传说、会纂诸书……其治事者，如历代典礼史鉴事迹以及律令、钱谷、算法、兵制、河防制类”。在四书五经之外，增加“明经”“治事”课程，让国子监生也掌握实用之学，实现“多士既为有用之学，国家自收得人之效”。

《乾隆石经》，清，现藏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批石碑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是历代石经中的最后一部

乾隆五年，清廷在国子监设立经义治事二条，推行两斋教学法。一时之间，国子监里“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明经、治事只是在自习时进行，不像考试时文的季考、月课那样严格，考生如无故不参加季考、月课，会受到各种惩罚；而诸生不能明经、不懂治事，却无需担心会受到什么处分，于是孙嘉淦的规定慢慢成为具文，变得无足轻重。乾隆六年之后，四书又成为国子监的主要教学内容，回到“学为科举之学”的老路。直到1905年废国子监止，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清代国子监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营”，其教材也因此一成不变，并与科举考试的命运相始终。

参考文献：

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

宋大川《唐代教材研究》

高尚《明代国子监人才培养模式探析》等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9月上，原标题为《从分经授业到四书五经 历代学宫的“教科书”》，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 | 贾墨浛（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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