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天下的戚家军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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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叠岩景区的戚继光雕像，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嘉靖倭乱时期，洞头深受其害。后戚继光调来浙江，招募农民、矿工组成“戚家军”，其中一部分兵源就来自温州。戚继光在浙东南征战十余年，曾在洞头洋附近和乐清黄华、乌牛一带与倭寇激战。

为什么是义乌兵

“团练乡兵”正是身为宁绍台参将，承担浙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抗倭任务的戚继光想做的事情。在实战中，他深刻感到“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要想“大创尽歼”，就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可是卫所军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节制，不能作战。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一月，戚继光起草了一篇《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正式向胡宗宪呈文建议练兵。这篇文章具体分析了当时浙江卫所军的腐败情形，提出创立兵营、选兵、练兵的初步改进办法，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特别提出“杀贼、练兵，可以并行不悖”，要求给他三千士兵进行训练。

承天府卫后千户所百户印，明，现藏钟祥市博物馆

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戚继光再上《练兵议》，详细阐明练兵的必要性，分析练兵对保卫大明东南海疆的利害关系，表明唯有练兵才可驱逐倭寇。

这番话，终于打动了主政者。这年冬天，浙直总督胡宗宪将兵备佥事曹天佑招募的绍兴籍士兵3000人拨给戚继光训练。经过训练，军容相当严整，由于戚继光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加上军令严肃，也的确打了一些胜仗。但虽然经过严格教育，这支队伍的军纪仍不如人意，到了与倭寇短兵相接时，往往胆怯畏缩。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也须“得人而用之”，不然“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尤其是岑港之战，当时倭寇只有不足千人，明军诸路仰攻，竟久攻不下，戚继光一度吃到撤职的处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戚继光意识到，要想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军队，非从改善兵员的素质入手，于是决定到浙江民间前去募兵。

戚家军纪念馆，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赤岸镇乔亭村。纪念馆由村民1992年自发集资筹建，旨在弘扬戚家军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义乌兵是戚家军的主要兵源，这支部队在东南沿海抗倭诸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戚继光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点评了浙江各地的兵源特点。譬如处州（今丽水一带）“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但处州兵“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仅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辄败”。至于地处抗倭第一线的浙东沿海台州的兵源，谭纶在时，“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

而戚继光最终选中的练兵地点，却是在义乌。这里是如今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在明代只是浙江中部金华府下的一个普通县。从方言地理上看，金华一带在吴语里自成一个土语群（婺州片）。可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并不能掩盖现实利益中的分歧。义乌南有座八宝山。嘉靖三十七年（1558），同属金华府的永康县盐商施文六觊觎这里的矿藏，集众近百人来此采矿，遭到义乌人反对。当地大族陈大成、宋二十六等率族人赶走施文六一干人。永康县民反过来又进行报复，这就发展成义乌与永康两县间从夏天持续到冬天的大规模械斗，双方都有数千人参加，死伤颇重。

戚继光当然不欣赏这场民间械斗，但他很欣赏义乌人在械斗中表现出的那种同仇敌忾、剽悍勇敢的精神。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不可能不注意到，组织械斗所需要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本身就具有现实的军事意义。在他看来，若能把这些义乌人吸引到战场上，选择精壮，加强训练，岂不是可以练出一支劲旅？

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戚继光获允来到义乌募兵。虽然胡宗宪已经开了绿灯，金华府却加以阻拦，好在戚继光得到早有练兵打算的义乌县令赵大河支持，于是二人成莫逆之交，共招义乌百姓为军。

浙江义乌戚家军纪念馆远景。为平定倭乱，戚继光上《练义乌兵议》，获总督胡宗宪批准后，戚继光亲赴义乌募兵，在义乌赤岸、倍磊村等地招募。戚继光看中义乌兵“一战之外，尤能再奋战一阵”的韧性和朴实可塑的潜力

传奇鸳鸯阵

一开始，义乌百姓还不了解募兵意图，不愿前往。戚继光晓以杀倭保国保家的道理，局面逐渐打开，人们纷纷应募入伍。但戚继光对应募的人并非来者不拒：住在城里的市井猾民不用；曾经当兵打过败仗的不用；正在官府服役的人不用。这实际上就是要把难以控制的人群排除在军队之外。戚继光属意的是那些“守本之民”，在他看来，这些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测我之颠倒之术，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先以异出常情之威压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继之以重恩收其心，结之以至诚作其威，则为我用命无疑，此万试万效之方也”。这番话里当然有戚继光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易于控制、便于驱策的兵源，毕竟有利于戚继光贯彻自己的练兵意图。

在赵大河的协助下，戚继光在义乌选成一支以农民、矿工为主，共计三四千人的队伍，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戚家军的最初基干。这年十一月，戚继光率领队伍回到台州，一边御倭，一边加强训练。

戚继光对训练抓得很紧。考核中，进步者受奖，屡次没有长进者受罚。他还对士兵们说：“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以此激发士兵的练兵热情，并训练实战的真武艺，战时怎样打，平时就要怎么练，反对“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做法。

在单兵训练基础上，戚继光还会组织士兵反复操练他自己创造的鸳鸯阵。这是戚继光眼中“紧要束伍第一战法”：每队12人，队长居前。次二人持圆形的藤牌与长牌。前者选年少便捷、手足灵活之人承当，后者选年壮力大且胆勇者承当。牌手另携标枪二支，腰刀一把。再次二人是狼筅手，选年力健大雄伟老成者担任，持狼筅（一种多刃的长兵器，利刃在顶，长一尺；四面竹枝，须坚直粗大者）抵御敌人刀枪，保卫牌手。再次四人为长枪手，后二人是镋钯手。他们是主要的攻击手，均选精敏有杀气的三十上下长健好汉承担。最后一人为伙夫，则以老实有力武艺稍次而甘为人下者充当。训练时，强调相互配合，以整体力量杀敌。士兵自入伍，即按鸳鸯阵中所定位置一一编好，不得随意错乱，违者严罚。

戚家军鸳鸯阵复原照。鸳鸯阵是一种分合灵便、变化多端的基本战斗队形，讲究长短兵器结合，不同兵种互相掩护、各取所长，在沿海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鸳鸯阵体现了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现代性，也是戚家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摄影/朱莫诩，出镜/夜不收历史重演小组

鸳鸯阵是戚继光的一大创造，也是克制倭寇战法的利器。当时渡海来华的倭寇善用长刀，在近身格斗里往往占据上风。茅元仪在《武备志》里提到长刀，称其为“倭奴（指日本）之制，甚利于步”。而戚继光则根据战场的实际遭遇描述道：

“长刀解，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

这样一度屡试不爽的战术，对鸳鸯阵来说却是无效的。当一个倭寇挥舞长刀突进时，他要先后躲过四支长枪的刺击，才能将鸳鸯阵纳入长刀的攻击范围，此后还要突破两面盾牌，两根狼筅，两支镗钯的防御，才能真正伤害到鸳鸯阵内的战士。可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所谓“剑豪”都做不到。戚继光在《练兵实纪》里所说的“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无用矣”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说起倭寇，往往令人想到身配长短二刀的日本武士形象。但在戚继光投身抗倭时，也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晚期，足轻（步兵）已成为大规模战争的交战主力，从而取代了镰仓时代以来的骑马武士在日本战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足轻所用的主要武器并非长刀，而是类似长矛的长柄枪，其长度可以超过5米，远远超过长刀。《练兵实纪》分析明军对阵倭寇的败因时提到，一是“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另一点就是明军“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

故此，鸳鸯阵也考虑到对付“长枪”的需要。戚继光在训练士卒时，要求“俱照鸳鸯阵立定，前设长枪一人为敌”。若是倭寇手持长枪，从高处往里戳，牌兵就把藤牌往上举高；趁这空当，阵内的长枪手伸枪出去刺杀敌人。若是敌兵长枪朝下、往脚底戳来——牌兵就把牌往下压、坐落到底护住下盘；趁此机会，阵内长枪手出枪刺杀敌人。长枪从左边戳来时，左面的狼筅手用狼筅架住敌枪，本队长枪手随即出枪刺杀；左面的镋钯手紧跟着长枪一并杀出。敌人长枪戳向右边，就是右面的狼筅手、长枪手与镋钯手如法炮制……

总而言之，在鸳鸯阵中，镖枪、狼筅和长枪是冷兵器中的长兵器，而牌、腰刀和镋钯则为短兵器，把这些兵器结合在一起，就是“长短相杂”。其中的牌和筅主要用来抵挡敌人的箭和刀，是防御性兵器；长枪主刺杀，镋钯防止敌人进至长枪手跟前，这样，牌、筅、枪、钯有机结合在一起，便是“刺卫兼合”，使得“鸳鸯阵”成为一个令倭寇为之胆寒的“克星”。

戚家军鸳鸯阵里的长牌手与藤盾手主要装备展示照。鸳鸯阵以12人为一队：队长居首；其后二人，分持长牌与藤牌。长牌手以重型盾牌抵御箭矢、长枪，藤牌手则持轻便藤盾，兼配标枪、腰刀。二者共担掩护之责，藤牌手更可伺机突进，与敌短兵相接。摄影/朱莫诩，出镜/烟波、周渝

练心气自壮

精良的武器与精妙的战术，归根结底都需要士兵去执行。如果士兵临战而溃，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戚继光非常重视部队纪律。他指出，从古至今，名将用兵，绝没有既无节制号令，又不用金鼓旗帜，乱打一气，就能获胜的。戚继光采取的办法，是使全军上下必须身从号令，他把军中各种金鼓、号炮、旗帜、锣钹、竹筒、灯笼等所代表的号令，向军官和士兵们作了详尽明确的交代，命令他们必须准确掌握。并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散发士兵学习。认字的人自己读，不识字的人听识字者讲读，每人都必须熟记，绝对服从。

与此同时，他又制定了各种纪律，包括民众纪律、战场纪律、对俘虏的纪律等等。规定“凡师行，动人一草一木，擅离队伍，搀越行次，互相斗殴恣行诈伪，奸淫妇女，俱以军法处治……该管人员分别轻重连坐，甚者与正犯同斩”，以及买卖公平等等。戚继光说：“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同时辅以说服教育，启发士兵自愿遵守。

戚继光通过这些严明的号令与纪律，指挥约束部众，无论住营、行军、操练、出征，都能做到纪律严明，步调统一，使全军俨然成为一体。

但纪律与号令解决的是士兵的“行”，未必能解决士兵的“心”。作战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士气，“兵之胜负者，气也”。针对当时兵士大多怯弱的弊病，戚继光十分强调“练胆气”。他认为，只有练好胆气，士兵遇敌才不致溃散，才能勇往直前。

但高昂的士气不是自发形成的，要想有高昂的士气并始终保持，关键在于将领的掌握和疏导，即所谓“治气”。治气是用兵的关键。

那么，如何“治气”呢？戚继光认为，关键是“练心”。士气来源于“心”。他说：“气发于外，根之于心”；“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勇气不过是人思想的外部表现。一个人是不是勇敢，关键在于内心。因此治气、练胆气就要练心，“练心则气自壮”。戚继光用浅显、直白的道理激励士兵奋勇向前、英勇作战：

“死于贼手，尚有优恤，立庙祭祀。干犯军法，被其斩首，空丧性命，又无前项许多恩典。人人只得拣着好处死。且与贼对敌，固恐杀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见贼败走，被贼追来，却也是死；走在水里，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若将走死的念头，肯向前与贼厮杀，杀他一个，做个好汉，死也报得吾仇，自然万人一心，万人一力。”

戚继光还提到：“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他眼里的“练心”，已经很有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味。虽然《孙子兵法》里说“兵者，诡道也”，但戚继光认为“诡道”是对敌人而言，而对士兵只能“以诚感诚”，要“至诚待下”。心理上要让士兵猜不透你的赏罚，行动上要让士兵看得清你同甘苦。将官要尊重士兵；诚心实意地爱护他们，想他们所欲想，为他们所欲为；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日久天长，士兵爱护将领胜过爱护自己的生命，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改变他们战场杀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