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指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纸质文书，有出自古城遗址的，有出自石窟寺庙的，还有出自墓葬的。这一批文书早在清末曾被外国探险家盗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并将出土的文书汇编成册，使得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这些文书的内容。文书的时间跨度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到元代，但绝大多数集中在东晋十六国至唐这一区间（3到8世纪），因此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的重要材料。这批文书绝大多数为随葬品，种类十分丰富，涉及文化、民族、军事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官方文书。

为何官方的文书会出现在墓葬之中呢？这和唐代的文书管理制度有关，《唐律疏议》中记载“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因为三年一拣除的制度，大批官方文书流入民间，被二次利用，制成纸衣、纸帽、纸靴等装敛衣物，或纸棺等葬具。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386号出土纸帽。来源/柳洪亮：《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 1992年第2期

506号墓出土纸棺。来源/柳洪亮：《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

均田制与府兵制是唐代前期两项重要的制度，结合官文书（多指官府往来文书）可以使我们对纸面上的制度有更深刻的了解，来看看这些制度实际运行中的状况。

均田制始于北魏沿用至中唐。根据唐代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男性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年满六十岁收回五十亩口分田，身死收回三十亩口分田，永业田不收回可传给子孙。又将实行均田制的地区分为宽乡和狭乡，宽乡按标准均田，狭乡往往无法足额授田。

让我们来看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欠田文书：

合当乡第九第八户欠田丁中总一百人八十七人第九户

康大智二丁欠常田两亩部田四亩刘盛感两丁欠常田两亩部田三亩……

可以看出，均田制的运行并不那么理想，授田不足的现象仍然存在。另有一些授田残文书，每户有授田五亩的，已经算了足额，可见合当乡的状况尚且算好的。均田制度下，一丁百亩（宽乡）或五十亩（狭乡）只是应授田，而非足额。但实际的赋税却是按照应授田来征收，这样其实变相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件武则天年间的《上括浮逃使状》，可惜残缺不全，但根据残存下来的文字，可以判定这是一件处理逃户问题的文书。

府兵制度是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在唐代，府兵制与均田制度相结合。府兵被编入折冲府之中，自身免除赋税，二十一岁入伍，六十岁退役，不过只有府兵本身免除赋税，其家人还是要承担赋税。并且府兵的装备自备，《木兰诗》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正是这一状况的生动写照。正因为均田制度逐渐瓦解，府兵制度也难以为继。在玄宗年间就陆续募兵，填补大量兵额的空缺。

三彩釉陶武士俑，唐。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支撑唐代统治的两项重要制度——均田制与府兵制——在中期以后逐渐难以维系。此后推行的募兵制虽试图以职业军队替代征发体系，却未能根本解决兵士逃亡、军心不稳的问题。与此同时，赋役负担沉重导致大量农户逃离原籍，边疆戍卒生活尤为艰苦，军中生活悬殊，所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正是此种境况的典型反映。

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是1975年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出土的一批竹简，同吐鲁番文书相比，睡虎地秦简有两大特点：首先就文献载体来看，睡虎地秦简属于简牍文献，书于竹简之上，而吐鲁番文书则是纸质文书。其次相较于吐鲁番文书的横跨千年、出土多墓，睡虎地秦简更加集中。睡虎地秦简共1155枚及80块残片，均出土于睡虎地十一号墓。墓主人喜生前为秦代县吏，这批竹简为他的随葬之物，应是他生前抄录的。

睡虎地秦简经过整理可分为十部分：《语书》《效律》《封诊式》、甲种《日书》、乙种《日书》（此五种为原书标题）《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编年纪》《为吏之道》（此五种为整理者拟定标题）。除两种《日书》为占卜性质的书，《编年纪》为喜所整理的大事编年和个人简历，通过《编年纪》可大概推出喜正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为吏之道》是官箴文献，余下六种皆为秦律。

《编年纪》竹简，秦。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暴秦一直以来是后世对秦的刻板印象，通过这批秦简我们却可以窥探“暴秦”的另一面。《为吏之道》中讲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同时做好官吏要“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决）”。大概是说：好官吏要严正不暴虐，有棱角但不伤于人或物，不嫉妒好胜，不因愤怒决断事情。《为吏之道》中还说官吏应该“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毋罪毋（无）罪，【毋（无）罪】可赦。孤寡穷困，老弱独传”。此句是告诫官吏，应该爱护百姓，执法公正。可见在秦朝做官吏，除了要掌握严苛繁杂的法条外，也须具备一定的执法温度。

《秦律十八种》则可使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秦律的细致规范程度。这十八种分别为《田律》（规范农业）《厩苑律》（规范畜牧业、林业）《仓律》（规范仓储）《金布律》（规范货币与市场）《关市律》（规范商业流通）《工律》（规范手工业生产）《均工》（规范手工业管理）《工人程》（规范手工业定额）《徭律》（规范徭役征发）《司空律》（司空职责）《军爵律》（军功爵）《置吏律》（官吏选拔）《效律》（查验官方资产）《传食律》（规范驿站饭菜供给）《行书》（规范公文传递）《内史杂》（内史职责）《尉杂》（廷尉职责）《属邦》（处理少数民族事务）。

虽不能一一列举其内容，但仅从名字即可见秦律之严谨周密。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田律》《徭律》中的内容，田赋和徭役是传统中国农民的重要负担，尝鼎一脔可知其味。

《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

秦律注重对生态的保护，春天正是树木生长时期，严禁乱砍滥伐，禁止阻塞水源。

秦直道遗址。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

这一条则体现了秦律的细致程度，所谓禁苑即指帝王或官方园林。是不许百姓打猎樵采的。但要是百姓的狗进入禁苑之中又该如何处理呢？秦律规定要是百姓的狗没有捕杀野兽，就不杀。要是追捕禁苑中的野兽就要杀掉，杀掉之后狗皮由官方获取。由此可见秦律的内容真可谓包罗万象，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判断。

通过《田律》的记载可以看出秦代对农业细致的规范，而《徭律》记载的内容就有一些突破我们的认知了，《徭律》有一条为：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

即讲征发徭役的失期问题，这条律文很容易让人想起上学时学过的《陈涉世家》，其中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这似乎与出土文献显示内容有些矛盾，孰是孰非？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单纯用出土文献证传世文献之非。这里要考虑的内容有很多，首先《徭律》能否代表秦二世时期的法律？其次“御中发征”能否等同“適戍”？再次，法律的规定是否能代表法律的执行？最后，秦汉之际是否还有其他“失期，法皆斩”的实例？因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参照才能使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

里耶古城遗址，出土有里耶秦简。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清华简：改写上古史定论

清华简是入藏于清华大学的一批竹简，同吐鲁番文书、睡虎地秦简相比其身世“大为可疑”，因前两者都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来源可靠，而清华简则在2008年由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认购捐献。这批竹简出土地点不详，系盗掘后流入市场。但好在经过碳十四考古测年，基本可认定是战国晚期楚国的竹简。李学勤先生曾这样形容清华简的价值：“（清华简）是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作为随葬品，这批竹简躲过秦火，可也因长眠地下而一直不为人知。这批竹简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但仅就整理完的部分来说，就足以改写很多上古史的定论。

这里试举两例，竹简的价值可见一斑。

「《保训》与周文王」 

周代商兴，是上古史的一大变革。而周文王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论语》中讲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但有关周文王时期的记载却相当有限，使得先周时期的历史仍然处在迷雾之中。据《尚书·顾命》周文王去世之时留下顾命，但其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保训》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保训》首句“维王五十年”即解决了周文王在位的年限问题和王号是否为生称的问题。受传统的道德史观的影响，商周易代被解释成有德者取代无德者，而尽量忽视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的野心。《保训》中文王对武王则明言“不及尔身受大命”。《保训》中大量篇幅是文王向武王传授“中”的治国之道，而这种中的思想又和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中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周文王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平王东迁的历史重建」 

平王东迁，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其中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脍炙人口。但在清华简的《系年》中我们发现了对此事的另一种叙述：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这段记载，使我们对西周末年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些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也似乎可以得到解释。虽然烽火戏诸侯因其传奇性，引发大多数学者质疑，但总苦于文献不足，虽可推翻旧说，却无新说之确证。只有《竹书纪年》有西周灭亡二王并立的记载，但《竹书纪年》记载语焉不详，且有讹误，故此这段历史仍然是迷雾重重。（严格说来《竹书纪年》也是出土文献，不过其出土年代过于久远了）从《系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传世文献不同的叙述，西周的灭亡是源于围绕太子之位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并且幽王死后，周王室长期处于两王对峙之中，最后两王对峙局面以余臣被杀而终结。同时，《系年》还解决了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申的地理位置问题，过去学界以为在河南，现在则可以确定河南之申为南申，另有西申，等。

《系年》第6、7、8章资料图片，战国。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三大出土文献，分别对应了三个时间段，先秦、秦代、魏晋隋唐。出土文献是一手史料，传世文献是二手史料。虽大致可如此划分，但实际的情况非常复杂。一般来说，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出土文献往往能起到颠覆甚至重塑的作用。但自秦汉以来传世文献奠定了历史的大框架，很难凭借一两篇出土文献推翻原有的体系。并且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本也不是互相颠覆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