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望志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场在召开最后一天会议时遭到法国巡捕的突然袭击。虽然与会代表在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刻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休了会，而留下来的李汉俊与陈公博也成功敷衍走了巡捕，但毕竟会场已经暴露，继续开会风险太大。

对许多代表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体会到了“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绞杀”，因此大家在休会之后绷紧了脑子里的弦，分头行动以免被一网打尽。唯有周佛海对此一无所知：他因为吃坏了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所以一个人留在博文女校。后来他曾回忆称子夜时分，他正在地板上睡得迷糊——因为是假期临时租借的校舍，所以大家只得在楼板上打了地铺——忽然毛泽东走进了房间，问他这里有没有出事，他才知道会场那边出了问题。

望志路跟博文女校相距不远，总共不过200多米的距离。如果今天你站在中共一大会址的门前，想要回到代表们的住处，只消打开前门——上海的房子通常进出都是通过后门，只有特殊情况才会打开前门，而7月30日代表们离开会场时，走的就是前门——走出弄堂后顺着街边往东几十步，便能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左转，步入黄陂南路一直向北，经过短短的一个街区，来到太仓路上顺势往西一拐，不消几步，博文女校便赫然映入眼帘。以正常人的脚程来算，只要有个三五分钟便能走完全程，然而毛泽东从会场出来之后，却花了近四个钟头才回到博文女校，显然是先在外面转了一圈，确认安全之后才敢踏进门去。

其实在外面转上几圈、确定没人跟踪之后才回到落脚的地方乃是当晚几位代表的共同选择：陈公博在巡捕上门时没有脱身，于是被按在一大的会场里动弹不得，无事可做的他只得连抽了48支烟，等到巡捕离开之后李汉俊催他赶紧撤离，他直到10点多钟情绪彻底稳定下来才离开会场。结果离开会场时发现弄堂口似乎有人监视，于是先逛了一圈商场，又叫了黄包车前往大世界看了露天电影后“在人丛绕了一个圈”，才返回大东旅馆。回到旅馆后，他迅速将自己带的文件焚烧干净，终于放下心来。

李汉俊和陈静珠结婚照原照。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当时包惠僧曾返回过一次会场——这让陈公博吓得魂飞魄散，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还感慨“那时真有些吃惊”，以为法国巡捕卷土重来，发现是跑回来打听消息的包惠僧才算松了一口气。他劝包惠僧不要逗留，赶紧先走，详情明日再说。而包惠僧当然也不是稀里糊涂摸上门的：会议中断后，张国焘、包惠僧跟李达几个人曾结伴去了老渔阳里二号，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居所。几个人在这里落脚后，等了大约两个小时，又派包惠僧回去打探消息。

包惠僧得知李汉俊他们侥幸逃过一劫后并没有急着返回老渔阳里二号，而是兜了好几个圈子，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才回去报信。至于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等几位代表那一晚各自宿在何处，如今已不可考。后来大家回忆起来，只说是怕侦探顺着博文女校的线摸来，所以大概这几位为了稳妥起见临时觅店投宿，以免被巡捕一网打尽。

如此算来，一大的15名出席者那一夜竟然分散在至少5个地方：李汉俊自然留在了望志路，张国焘与李达等人去了老渔阳里二号，毛泽东他们在博文女校——包惠僧回忆说，他回老渔阳里二号报信之后见危险不大，最后也回了博文女校，陈公博去了大东旅社，还有些代表怕是干脆在外面另找了旅馆。所以关于会议到底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就被搁置到了第二天。可祸不单行：7月31日《民国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消息，称“捕房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如有私自秘密集议，不将会议理由预先报告者，捕房查悉后，即照违章论，务请公堂讯究云”。

《民国日报》。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于是一个选择摆在众人面前：如果赶在31日抓紧把会开完，固然能避开8月1日起施行的集会报告制度，但会场已经暴露，继续在这开会难免会引来巡捕上门；而如果另寻会场，一天之间恐怕难以落实，少不得要跟这集会新规迎头撞上。而从法租界转移到公共租界更是不行：要知道当初选定在法租界开会本来就是看中这里环境相对松弛——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已经有了取缔集会的规定。因此一时间大家竟然有束手无策之感。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起筚路蓝缕，创业维艰，斩荆棘张赤旗转战南北、越雄关御强虏砥柱中流，竟然腾不出半日来为自己点上一根生日的蜡烛。直到1938年，在抗战的烽火中各抗日根据地想要为党庆生以鼓舞人心，才总算有人想起来向当年的一大代表询问此事——而此时历经艰难困苦，一路与党走到延安的，只剩下毛泽东与董必武两人，谁也记不清具体日期，只说当时是7月酷暑，最后就把建党的纪念日定在了7月1日。

一个新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如果上海已经不适合继续开会，那转移阵地，前往其他城市把这最后一天的会议开完行不行呢？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去处，正是杭州。杭州毗邻上海，尤其是沪杭甬铁路开通之后，两城交通十分便利。若是乘火车过去，然后租一条船泛舟西湖，借游湖之名把会开完那就最好不过：一来会议都在船上，只要压低声音，就不用担心泄密；二来这样无须准备会场，也避免了十几个人在一起集会被人怀疑。于是李达等人议定此事，便通知各位代表让大家早做准备。

杭州西湖。来源/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讯网

结果到了8月1日，波澜再起：李达他们看过上海到杭州的列车时刻表，才发现当时上海最早一班赴杭的火车乃是7点35分出发，要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后才能抵达目的地——而最晚一班返沪的火车在杭州站是晚6点15分发车，这就意味着大家抵达杭州之后只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租船开会，时间实在紧迫得要命。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新的会议地：嘉兴。

王会悟1898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她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在当地设馆教书。王会悟从6岁起在自家书塾上学，与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正是同学。后来她转入新式学堂继续求学，不料13岁那年父亲病故，王会悟只得辍学回家。返回乌镇后她女承父业，办起了女子小学。结果因为乡绅作梗，学校开了不久便被迫关门，于是她百般无奈之下去了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学校有一桩好处，招收16岁以上的女生不收学费，只收杂费。此后王会悟接触了《新青年》等新思想刊物，并在1919年前后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辛亥元老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此后与李达相识，两年后二人结为夫妻。

婚后王会悟为了补贴家用，继续在女校教书——因此博文女校的场地，正是她通过自己的关系借到的。而在一大会议期间，她更是奔走不休：7月30日晚那场惊变，最先也是她在门口望风察觉的：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她当即问他找谁，那人随口报了个名字，说了声对不起就匆匆退了出去；她立刻把这可疑情形报了上去，正在发言的马林这才当机立断，建议会议马上停止，代表们得以从容散去。

因此在发现将会议地点改为西湖的方案没法执行后，王会悟很快就想到自己当年上学的地方：嘉兴。嘉兴与上海相距不到百里，自沪杭甬铁路通车后，两地人货往来更是紧密，落脚方便。而且在嘉兴开会时间正好：若是乘清早7点35分从上海北站发车的火车，到杭州要12点40分，但是在嘉兴10点13分就能下车，足足早出两个多钟头；而当晚的夜班快车则要到8点15分才从嘉兴返沪，一来一回之间，代表们足足有近10个钟头可以在嘉兴停留，比去杭州开会要从容得多。

嘉兴。来源/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据王会悟回忆，她先把这主意说给了李达，李达再拿到代表们中间去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张国焘在回忆录里也说过，王会悟表示若是上海一时找不着妥当地方，不如就去嘉兴南湖，那里“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而且风景优美，若是雇下一只大画舫就可供大家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众人听了之后“极表赞成”，认为如此一来万无一失。所以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王会悟则先走一步去打前站。周佛海记得清楚，“鹤鸣（李达的字）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代表们随后再去。

众人此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定下去嘉兴续开一大的这天（8月1日），一场酷烈的风暴席卷了嘉兴。直到两天以后，8月3日的《申报》才对此进行报道，称“嘉兴近日天气异常酷热，寒暑表升至百度以上……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一时间“屋瓦有声”，破屋旧房掀塌一片，矮墙草棚吹倒成排，“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竟有三人”。

空中俯瞰嘉兴南湖湖心岛，2020年10月27日摄。嘉兴南湖旧称鸳鸯湖，与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湖中有一小岛，岛上有烟雨楼，是赏湖观景的绝佳去处。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中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而这场大风也意外地帮后世学者确定了嘉兴南湖会议的具体时间：若是按有些人考据的那样，一大代表是在8月1日到的嘉兴，那势必会与这场大风迎头撞上，而纵览诸位代表的回忆文献，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这场大风，可见他们乃是风过之后才去的南湖。

8月2日，王会悟一早赶往嘉兴，开始给其余诸位代表打前站。这活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大家虽然定下了“泛舟开会”，可租一条什么样的船，里边却大有讲究。

彼时南湖上的船，大抵可分作四种，一是摆渡船，专在两岸间载客摆渡，当然没法开会；第二种是账船，通常是有钱人家平日里用来下乡收租、上坟祭扫的，并不外租；第三种是小游船，也称小划子，船上只搭得三两个人，可惜这次去嘉兴的人多，这船也用不了；于是便只剩下第四种丝网船可用——那是专供包租的游船，船长舱大，最适合一伙人在船上说话。

停泊在南湖湖面上的中共一大纪念船，又称“南湖红船”，根据一大代表回忆复原而成，为20世纪20年代常见的单夹弄丝网船，丝网船后边还带了一只小船，用于摆渡和运送货物，1959年10月1日下水后，成为南湖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据说丝网船原是太湖一带的捕鱼船，太平天国时一部分船主改做游湖的生意，摇着船来嘉兴、平湖一带兜揽客人。因此当地人叫它丝网船，也唤作“无锡快”。当然，既然是要改行招揽游客，过去打鱼时的陈设不能再用，所以这些丝网船全都做过重新装修，楹梁檐柱炕榻样样俱全、气楼屏门船匾处处精彩；若是继续细分，丝网船又按大小分成两种：若是从船头到船尾只有一条过道，便是单夹弄；左右各有一条过道的，叫作双夹弄。

跟今天旅游景点里那种扫码就能登上的游船不同，这些丝网船平日泊在嘉兴北门外的荷花堤上，客人在城东要用船时，一般要托旅馆等从中引荐才行；至于船上酒菜种种，就随客人点，也可托船家代办，等一切接洽妥当之后客人到了日子，乘早班车船过来便“鼓棹入湖”。好消息是，一条船连船带菜，游上一天的湖，往往不过数元而已。

王会悟久在嘉兴，当然清楚租船流程，她乘火车抵达嘉兴之后住进城里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开了房间歇过脚后便叫旅馆账房去雇船。她本想雇一只大的双夹弄，账房却说大船须得提前一天预订，眼下大的都没了，只剩单夹弄了，于是最后雇下一条中号丝网船，船费4元5角，中午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拢共花了8块大洋。

而上海这边，通知其余代表赴嘉兴继续开会的差事则落在张国焘身上。他在上海四处奔走，“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只是其中何叔衡在一大召开后不久便因急事返回长沙，所以不仅缺席了嘉兴最后一天的会议，连前几天的会议也缺席不少；而陈公博已经跟太太去了杭州，自然更是通知不上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等两位代表，则因为嘉兴城小人少，贸然出现两张外国面孔过于扎眼，没有一起过去。除此之外，大概是考虑到李汉俊已经被法国巡捕搜查了一次，很有可能会有人跟踪他的缘故，所以他也留在了上海——如此算来，最后一起去嘉兴开会的，正好是10位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议事模拟场景。来源/纪录片《红船领航——百年浙江潮》截图

8月3日一早，10位代表三三两两地赶到上海北站，分头乘104次早班快车赶往嘉兴。事实证明，坐火车乃是个绝妙的主意：一列火车上人员众多，十个人上了车后分散在各个车厢，犹如一木入林，丝毫不引人关注。这趟车7点35分由上海开出后，经梵王渡、徐家汇，一路南下到龙华新，10点13分抵达嘉兴，停车12分钟后驶离嘉兴，继续往杭州去了。而车上的代表们就在这12分钟时间里下了车，直奔南湖边上的狮子汇码头。

暮色中的画舫

如果今天有人想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去南湖游玩，那么他从嘉兴站出来后只要沿着东方路一路南行，过平湖塘后右拐到滨湖路上，不消多时便能抵达湖畔，小瀛洲与烟雨楼俱入眼帘，而那条复原后的红船便停在湖心的小岛之上。

不过在1921年，这条路还没有那么便利。代表们下车后要先走过站前的一座小桥，沿着小马路走到大路上左转，过宣公桥后再向南拐，又过一座小桥，才能到狮子汇码头。

到了码头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登上订好的那条丝网船：沪杭甬铁路经过此处，所以一座铁路桥恰好将南湖跟狮子汇分开，体积较大的丝网船没法从桥下穿过，因此船家提前把船停到了离湖心岛烟雨楼一箭之地的水面上，代表们则在狮子汇登上小船，然后由船夫将他们送上大船。

参会代表们相继进入船舱，王会悟则是那日上船而非代表的唯一一人，她坐在船头负责放哨。据说湖上但凡有船靠近，她便要回身敲一敲舱门，提醒里头的人小心。不过好在后来大家回忆，说那日湖上游船似乎一共只有5条，并不是很多——8月1日嘉兴刚刚刮过狂风，把南湖搅得人仰船翻，此时大家惊魂未定，肯下湖消夏的当然不多，而开会那天又是个阴天，湖上寥寥的几条船里，不是城里人家给儿子办满月酒的，就是乡下富户携着眷属进城游玩的，这让大家放心不少。

这船舱里的陈设特色十足，舱内正中是一张大八仙桌，周围有凳椅若干。

红船内部复原。来源/纪录片《红船领航——百年浙江潮》截图

会议的议程是早就定好的，共有四项，一是议定党的纲领，二是形成本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三是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四是进行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复制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过一天漫长的讨论，议程终于全部完毕。湖上的暮色早已漫了上来，像是一层怎么也揭不开的旧幕——然而就在这片阴沉的底色之下，一轮新的太阳在这条画舫上悄然孕育。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无数仁人志士将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化作无穷的光与热，将这漫天的阴霾驱逐，创造出一个朗朗乾坤。

中国共产党，就此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