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凌，避免“韩国陷阱”

这些年，校园霸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韩国影视剧里，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讨论。它当然首先是校园里的伤害，但如果你只把它理解成几个孩子之间的冲突，可能就看浅了。

当教育竞争、阶层焦虑、家校关系和制度压力一层层传导到学校，校园就会成为社会压力的出口。而当规则越来越细、投诉越来越多，老师反而可能越来越不敢判断、不敢介入。

反霸凌需要制度，也需要边界；需要保护孩子，也需要让老师有正当管教的空间。今天我们讨论的，不只是韩国校园霸凌现象，更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怎样避免在保护孩子的同时，把真正能保护孩子的人推到一边。

作者：达珍

来源：得到App《得到头条》

社会竞争压力导致教育严重内卷

最近奈飞又出了一部爆款韩剧，叫《铁拳教育》，上线三天，已经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登上热播榜。

你可能未必看过这部剧，但这个题材你应该熟悉，校园霸凌。剧情简单说，就是因为校园霸凌太严重，因此教师要铁拳出击，也就是片名《铁拳教育》的由来。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些年韩国以校园霸凌为题材的影视剧太多了。比如这几年的《黑暗荣耀》《金字塔游戏》《弱小英雄》等等。

韩国的校园霸凌是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这个先放一边，但可以确定的是，韩国产出的校园霸凌题材影视作品，数量绝对是世界第一梯队的。

那么，回到现实，韩国校园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一组数据。

2025年，韩国教育部对全国397万名小学四年级到高三的在校生，做了校园暴力调查。结果是，2.5%的学生表示自己曾遭遇过校园暴力。这个数字比上一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也创下了2013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5%，好像不算多。但换算成数字，这就是将近10万个孩子。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大量受害者选择沉默，真实数字可能还要翻一倍。更关键的是，这个数字是在韩国持续加强学生保护的背景下上升的。校园暴力有专门的调查和处分机制，儿童权益保护有明确法律，学校也越来越重视霸凌问题。

换句话说，理论上说，韩国校园的保护意识更强了，规则也更细了，但校园暴力不降反升。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从韩国本身的社会结构入手。有位韩裔社会学家，叫具海根，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韩国的校园霸凌，根源并不在校园本身，而是社会的结构性压力层层传导的结果。

这背后主要有这么两层机制。

第一层，社会竞争压力导致教育严重内卷。韩国教育竞争的强度，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极端水平。

2024年，韩国课外补习市场规模达到29.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注意，前提是韩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少子化趋势。没错，孩子少了，花的钱反而更多了。

韩国还有一个现象叫“大雁家庭”，指的是母亲带孩子移民海外求学，父亲独自留在韩国工作赚钱，一家人长期分居两国，就为了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你看，当一个家庭愿意为了教育而长期分居两地，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对教育的焦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根据具海根的观察，这个传导逻辑是这样的。首先，韩国的主要资源都集中在首尔这样的大城市，其他地方的情况不是“稍差一点”，而是“几乎没有机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而社会机会的稀缺，导致韩国中产阶级内部急剧分化。

于是，当一个社会机会稀缺，并且人们都认为教育是唯一的上升通道，那么竞争压力就很难被分散到其他地方。焦虑无处可卸，最后全部压到了教育现场。而在他看来，最终几乎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甚至包括推动竞争的富裕中产阶级自己。

换句话说，社会的结构性压力逐层传导，导致学校里的学生精神压力极大。这就成了校园霸凌的隐患。

竞争压力扭曲了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还有老师吗？出现校园霸凌，难道老师不能马上制止吗？事实上，在韩国校园里，老师的处境也一言难尽。这就要说到第二层原因了。

第二层，这种竞争压力传导到学校之后，又扭曲了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

具海根认为，在韩国这个“教育即命运”的社会里，教师的每一次批评，在家长眼里可能不是教育行为，而是孩子在阶层竞争中遭受的一次损失。一次普通的批评，可能被理解成伤害自尊，一次处分，会被当成升学隐患。

韩国有个词叫“甲方作风”，原本指的是甲方利用身份优势欺负乙方，后来被扩展到了所有上级对下级的权力滥用。而现在韩国的很多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就是这个“甲方作风”。家长把自己当成甲方，把教师当成乙方。教师不光要教书，还要随时应对来自家长的质疑和投诉。

韩国现行《儿童福利法》第17条第5项规定，禁止危害儿童精神健康及发展的情绪虐待行为。初衷当然是保护儿童。但问题在于，“情绪虐待”的边界非常模糊。在实际操作中，教师的一次严厉批评、一次管纪行为，都有可能被投诉为“情绪虐待”。

这种压力最终传导到了教师的身心健康。根据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提交给国会议员的资料，2023年，韩国每1000名小学教职工中有37.2人接受过抑郁症治疗。而2018年，这个数字还是16.4人。五年时间，翻了一倍多。

2023年7月，首尔瑞二小学一名年仅24岁的教师在校内自杀。这件事在韩国社会引发巨大震动，随后出现了全国性的教师集会。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年轻教师长期遭受部分家长的骚扰和投诉，最终在自己的教室里结束了生命。

瑞二小学事件之后，韩国多家媒体对在职教师做了深度采访。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最害怕的不是学生难教，而是家长的投诉电话。一个投诉电话，可以让你面对数月的调查程序。哪怕最终被认定无过错，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消耗。结果是：教师越来越倾向于先保护自己。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能轻处理就轻处理。

而教师的不敢介入，又导致了学生之间关系的失控。

在韩国学校中，有一个词叫“集体排挤”。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报告里说，集体排挤已经成为韩国校园暴力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集体排挤，不是拳打脚踢，而是一个群体有组织地将某个同学从社交圈中剔除出去。不跟你说话，不让你进入任何一个小圈子。班级群里所有人都在讨论某件事，唯独不@你，或者干脆把你踢出聊天群。你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施暴者，但受害者的孤立是真实的。而这种数字化的排挤往往比操场上的拳头更难被发现，也更难被干预。

韩国确实在做制度方面的尝试

有人可能会说，情况都这么严重了，这得赶紧干预，赶紧上制度啊。

这些年韩国确实在做制度方面的尝试。

比如，把校园暴力的处分跟升学挂钩。在韩国，校园暴力被细分为语言暴力、集体排挤、身体暴力、网络暴力等类型，严重处分会记入档案。过去这个档案的实际约束力有限，很多人并不当回事。但2025年招生季，首尔大学等顶尖高校明确将校园暴力处分记录纳入录取审核，已经有考生因此被拒收。

这对韩国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校园暴力不再只是“品行问题”，而是会真实地影响升学。换句话说，过去霸凌者付出的代价是“纸面上的”，现在开始是“人生里的”。

再比如，修法保护教师的管教权。近些年，韩国国会推动了修正相关法案。包括，明确教师的正当生活指导不应被视为违反《儿童福利法》，对反复恶意投诉的家长设置罚款，禁止公开教师的个人联系方式，等等。这些修正的核心逻辑是，不让对孩子的保护，变成家长无边界的投诉权。

再比如，发布教师管理行为清单。2023年8月，韩国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生活指导告示》，第一次用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出教师可以执行的管理行为。比如，要求学生坐到指定位置、暂时保管手机、做口头警告等，明确这些行为属于正当管理，不构成体罚或情绪虐待。

过去教师面对的是“你不该做什么”的禁令，现在第一次被告知“你可以做什么”。这对一线教师来说，也许是他们敢于行动的关键前提。

当然，这些措施都在尝试中，在韩国内部也面临一些争议。

比如，有家长认为，削弱投诉权利等于让教师的行为失去监督。再比如，教师工会认为，即便有了明文规定，教师被投诉之后的实际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家长怎么理解“保护”，学校怎么定义“管教”，这些共识都需要时间去对齐。

关于韩国校园霸凌的话题，我们先说到这。

人的感受力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回看整件事，除了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外，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呢？我觉得也许在于，它展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第一，当你看到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某个地方，那么大概率上，出问题的不是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它背后那个更大的系统。校园霸凌看起来是校园里的问题，但它的根源不在校园。校园只是社会结构性压力汇合的出口。

第二，有的时候，规则未必是越细致越好，它需要给“人的判断”留出余地。韩国的规则不可谓不多，有专门的校园暴力调查机制，有儿童福利法，有情绪虐待的禁令，有投诉渠道，有处分流程。每一条规则单独看都合理，但叠在一起，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教师不再需要自己判断“这件事我该不该管”。

规则越密集，人就越依赖规则而不是自己的判断。但哲学家波兰尼说过，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

换句话说，规则能写下来的，永远只是人实际知道的其中一部分。规则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但人的感受力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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