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或许可以被视为清理欠账年，一系列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举措正在地方政府迭次推出。
近日，湖南省出台《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着力提出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北京市委财经委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纳入国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内容；甘肃省将民企账款清偿化解率设为市县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将清欠成效纳入地方党政班子年度绩效。
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健全长效机制。其中，新增的4.4万亿元专项债券，用途之一就包括消化政府拖欠账款。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也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列为重要内容。
从上下通力协同的态势可看出，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拖欠企业账款这一顽症已形成充分共识：地方政府拖欠账款的失信行为，是民营企业不得不承担的隐性成本。若听之任之，将导致市场主体预期不稳，直接影响投资信心，阻滞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
在中国现有行政体制下，将一项工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限期执行，常常是最有效的贯彻机制。所以，上述地方政府都搬出了政绩考核大棒来推进清欠，这让市场人士欢欣鼓舞，如果真能落实到位，多年积压的旧账回笼有望。
但上述措施是否能成为清理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并推而广之？解决了旧账，新账是否会“死灰复燃”？目前看仍有待观察。
或许有人会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清理三角债。那次自上而下、举全国之力的清理行动，打通了主要存在于国企之间的连环欠账，恢复了商业信用和结算秩序，避免了企业倒闭潮和银行坏账爆发，为1992年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事后复盘总结，那次清理三角债的行动，不仅是一次财务上的“大扫除”，更是打通国民经济“血栓”、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关键一环。大规模清欠中，通过对劣质企业停止输血，也迫使一部分国企退出市场，将“优胜劣汰”的市场意识推广开来。
如今，随着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崛起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政府和国企拖欠民企账款”已经逐渐演变为当下突出的经济问题。若我们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市场期待的“长效机制”，会发现这样的制度建设仍在路上。各地从“清存量”转向“防增量”的探索，理应继续向深水区涉足，从“防增量”的源头中找到突破口。
近期，湖南规定未纳入预算或未落实资金来源的项目不得开工；重庆将清欠纳入审计和督查范围；北京市建立工程款、采购款支付台账与临期预警机制……我们乐见这样的行动取得积极成效，为“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镜鉴。
若换一个视角，“清理拖欠账款”不仅仅是政绩观和官员考核的问题，本质上更是一个法治问题，将其纳入法治轨道，是长效机制的另一重含义。
这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有法可依”的关键步伐。2025年5月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公共利益需要变更的须依法补偿，从法律上确立了“新官必须理旧账”的原则。同样在2025年修订施行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还规定了机关、事业单位须在交付后30日内付款，最长不超过60日，给拖欠账款期限做出了“硬约束”。
从法治的角度看，违法必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意味着要对政府的履约行为施以“刚性约束”，该受惩的受惩，该担责的担责。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共识：在以合同为中心的市场交易中，政府与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主体，政府作出的承诺和签订的合同，应当与公民、企业一样受到约束。在“政府—民企”这样的契约行为中，尤其要杜绝政府机构以“管理者”自居，将合同关系异化为行政管治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拖欠账款的发生，而市场的投票，终会让那些讲诚信、讲契约的政府，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