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北京贡院外已经排起长队。
来自江西、浙江、南直隶、湖广的举人拖着书箱,住进各地会馆。有人去琉璃厂买最新刊印的《程文墨卷》,有人四处打听哪位房师主持阅卷,有人把自己写过几十遍的八股文又抄了一遍。
这是一群全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如果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几乎都是文科生。
就在他们准备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七百多公里外的辽东,却正在发生另一件事。
萨尔浒战败后,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排兵布阵,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没有钱。
修城要钱,买马要钱,运粮要钱,招募士兵要钱。辽东送到北京的奏疏,很多时候讲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请发军饷”。
一边是贡院里的考生,一边是辽东的催饷文书。
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场景,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
01 张居正成了例外
如果有人说,文科生不能治国,那历史马上就会反驳。
张居正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进士,标准的科举出身。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熟读四书五经。但真正让他留名后世的,不是文章,而是改革。
万历初年,明朝财政已经出现危机。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官员互相推诿,朝廷每年都在喊缺钱。
张居正没有忙着写奏章讲大道理,而是先改制度。
他推行考成法,把原本层层拖延的行政体系压缩成按月、按季考核;又推动一条鞭法,把各种赋役折算成白银征收,减少中间环节。仅仅几年时间,国库存银明显增加,《明史》记载,太仓积银一度达到数百万两。
张居正当然也是“文科生”。
但他真正的能力,是在二十多年行政实践中磨出来的,而不是在考场里学出来的。
问题是,张居正之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02 熊廷弼最缺的不是士兵
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在辽东不断给朝廷写奏疏。
史料里反复出现几个字:军饷不足。
很多人以为,明朝输给后金,是因为不会打仗。
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明朝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有兵,而是养不起兵。
辽东几十万军队,每天都要吃粮,每个月都要发饷。南方的粮食要先运到天津,再转运山海关,最后送到辽东前线。一路上经过无数州县、仓场和驿站,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前线就会断粮。
熊廷弼催的是银子。户部回的是“无银可发”。地方官说的是“百姓无力再纳”。
战争打到最后,已经变成了一场财政和后勤能力的竞争。
可朝廷最擅长培养的人,仍然是会写策论的人。
没有一场会试,会考考生如何筹集军费。也没有一场殿试,会考如何组织十几万石粮食跨越上千里运输。
国家需要的人变了,考试却没有变。
03 左光斗解决不了辽饷
后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东林党,几乎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读书人。
左光斗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东林六君子”之一。为官清廉,敢于弹劾权臣。后来因为反对魏忠贤,被酷刑折磨至死。直到今天,人们提起左光斗,想到的仍然是他的风骨。
可是,把时间拨回天启年间,摆在朝廷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其实不是魏忠贤。
而是辽东。
辽东每天都在烧银子。
户部每天都在算账。
地方每天都在催税。
面对这些问题,左光斗和他的同僚们当然提出过很多意见。
有人主张整顿吏治,有人反对滥加赋税,有人建议裁撤冗员,也有人要求严惩贪腐。
这些主张都有道理。但道理并不能直接变成粮食,更不能直接变成军饷。
东林党并不是没有能力。
他们恰恰是整个科举制度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一批人。
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另一种训练。
没人教他们怎样设计财政制度。没人教他们怎样组织大规模军需运输。没人教他们怎样在长期战争中维持国家财政。
他们学习的,是同一套经典;进入官场,面对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帝国。
04 崇祯每天都在开会
崇祯皇帝是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崇祯长编》和《明实录》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召见大臣、批阅奏章、讨论边务的记录。
兵部说辽东缺粮……
户部说没有银子……
工部说军械不足……
地方督抚说百姓已经无力纳税……
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道理。
朝堂上站着的,也都是通过层层考试选出来的进士。
他们会写奏章,会引用经典,会分析局势。但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提出一套真正能够运转的解决方案。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经说,明朝行政越来越依赖道德,而缺少技术化管理。
这句话放在崇祯朝,格外贴切。国家遇到的,已经不是忠奸之争。而是一场财政、后勤、军事和行政能力同时出现危机的系统性挑战。可整个官僚体系,仍然主要由同一种知识背景的人组成。
大明真正缺少的,不是聪明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破。煤山上的崇祯皇帝自缢殉国。
紫禁城里,还有翰林,还有进士,还有御史,还有六部尚书。他们几乎都是那个时代考试最成功的人。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聪明。也没有人能否认,他们中的很多人忠于国家。问题在于,帝国最后面对的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科举考试能够覆盖的范围。
今天回头看,大明的问题,从来不是文科生太多。
张居正、于谦、王阳明,都证明文官一样可以支撑一个时代。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几乎所有高级治理人才,都来自同一种培养模式。
和平时期,这种模式效率很高;一旦进入长期战争和财政危机,它的局限便迅速暴露。
大明亡国的时候,北京并不缺文科生。
它真正缺少的,是另一种人才,但谁又能说清楚是哪种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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