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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行吟阁，为纪念屈原而建。摄/姚志学，来源/图虫创意

榴花盛放，蒲艾悬门，端午已至。这个传统节日不仅沿袭了古人入夏时辟毒除疫的传统，相关习俗里还融入了对诗人屈原的纪念，“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让端午节的文化内涵更为厚重。

汨罗江边，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名字，至今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回响。很多人都记得，屈原是爱国诗人，是《离骚》的作者，是那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楚国大夫。但少有人知道，我们今天常说的“廉洁”二字，最早也出自屈原笔下。

两千多年前，他在《楚辞》里写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宁廉洁正直以自清”，把一种人格操守，第一次清晰地命名出来。

有意思的是，“廉洁”并不是屈原的文学口号，而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选择。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廉洁注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若要做到不受、不污，往往意味着孤独、被排挤，甚至毁灭。

屈原是那个把“廉洁”写进命运始末的人。

我们需回到“廉”和“洁”两个汉字造字之初的语境，才能理解它们如何从具象的物理空间与自然形态，逐步抽象为人类的道德规范。

“廉”最早讲的是房屋边角。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廉，仄也。”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阐释：“堂之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 

堂屋的边角由立面、平面这两个面相交而成，呈现出方正、挺拔的棱角，这就是“廉”。这种有棱有角的物理特征，要求建筑物笔直、稳固、不能歪斜，所以才有了方正不偏的引申义。东汉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中所载：“廉，敛也，自检敛也。” 一个“敛”字，总结出了那种克制、收束、守分寸的意味。久而久之，廉不只是房屋一角，更像是做人做事的骨架——不歪，不斜，不伸手乱拿，也不因风向变化就失了自己的方向。

“洁”则来自水。在古汉语中，洁（古作“潔”）本义指干净、清澈的水流。《说文解字》释为：“潔，瀞也，从水絜声。” 《管子·水地》里有一句：“鲜而不垢，洁也。”水一旦清了，便能照见底色；人若能洁，也就意味着心里少些混浊，少些贪念，少些不该有的念头。

《龙池竞渡图》（局部）。作者/王振鹏（元），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廉”讲的是边界感，“洁”讲的是清白心，屈原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和他当时的处境有很大关系。他生活在战国末期的楚国，朝堂上贪腐成风，而他“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意思是自己从小便秉赋清白廉洁的德行，终身践行仁义而未曾有过丝毫减退与懈怠。他又在《卜居》里写“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这两句《楚辞》中的诗歌，是历史文献中“廉洁”一词的最早出处。在那个众人皆醉、贪墨横行的时代，他把这两个字立成了人格的界碑。

屈原说的“廉洁”，不是简单的不贪财，而是在诱惑面前守住自己，也不是表面的干净，而是心里始终不肯沾污。正因如此，屈原笔下的“廉洁”才不只是一个词，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把尺子，既量官员的操守，也量一个人的脊梁有多正，内心有多清。

《楚辞·渔父》记载了一个故事，屈原流放路上，在江边遇到一个渔父。渔父见他面容憔悴，疑惑一个堂堂三闾大夫何故沦落至此，屈原回答：只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说，沧浪的水清澈时可以用来洗涤官帽的冠缨，沧浪的水变浑浊了，就用来洗脚嘛，他反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既然世道浑浊，你为什么不跟着搅搅浑水、随俗一些呢？渔父试图用一种被大众都在认可与实践的所谓“审时度势，明哲保身”，劝屈原遇治则出仕、遇乱则归隐，随波逐流以全其身。

屈原却回答：“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意思是，我怎么能让干干净净的人格，去沾世俗的脏东西？

屈原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世俗之外的人。相反，他曾经站在沧浪的中心，也正是在那里，他一次次在“廉洁”与“随俗”之间做出选择。

屈原生在楚国贵族之家，年轻时便才华横溢，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楚怀王重用他，任命为左徒。按照当时楚国的官制，左徒不是闲职，而是能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重要职位。

在左徒的位置上，屈原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希望楚国能靠任贤、守法、整肃朝纲来重新振作。那时的楚国表面上仍是大国，内里却已危机四伏，贵族沉溺享乐，朝堂结党，许多人把权力当成私器。屈原在《离骚》中感怀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想做的不只是写好文章，而是推动一场真正的“美政”，任贤、修法、振国。

东汉学者王逸将这一“美政”解释为“行美德，施善政”，这样的理想无疑是艰难的。据《史记》记载，在屈原推行美政的路上，触碰到了旧贵族的利益。一次，楚怀王命屈原起草宪令，草稿尚未完成，上官大夫靳尚想抢过去据为己有。屈原不肯给他，靳尚便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每次法令一颁布，屈原都把功劳归于自己，自夸除了自己没人办得到。怀王听后大怒，逐渐疏远屈原。在屈原看来，可怕的不是被说几句坏话，而是一个人明明看见污浊，却自己也主动沉沦进去。他在《离骚》里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人人都在往前挤，人人都想多取一点，唯独他不肯放弃原则换取仕途通畅。

1994年6月25日发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屈原为其中之一。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13）》

与此同时，秦国谋划拆散齐楚联盟，进一步激化了楚国同僚对屈原的排挤和离间。据刘向《新序·节士》记载，屈原曾东使齐国以结盟好，秦国以此为患，于是派张仪入楚，用重金收买了从朝臣到后宫的一批人，联手构陷屈原，屈原遂被放逐。此后，楚国与齐国断交，秦国此前“献地六百里”的空头支票被张仪赖成六里，楚怀王怒而伐秦，接连大败于丹阳、蓝田，楚国从此走向灭亡。

从汉北到江南，从沅湘到汨罗，屈原最终脱离权力中心，开始了漫长而凄苦的流放生涯。但以他的声望，可以离开楚国去别国效力，这在当时很常见。而他选择坚守楚国，选择在浊世中说真话，在无人支持的时刻坚持自我，这才有了他与渔夫的对话。他将“廉洁”从一种做官的要求，延伸为一种人格的底线。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屈原在绝望中来到汨罗江边，写下《怀沙》，最终怀石投江，用生命的终结震撼民心、明志殉国。司马迁用“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九个字评价他，给屈原的一生做下最具分量的注脚。

屈原死后很久，汨罗江边仍有人记得他。人们记得的，不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还有走进后世读书人命运的那句“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很多人在失意时、被排挤时、面对诱惑时，都会在屈原身上看见自己。

最早把这种共鸣写得最深的人，是贾谊。

贾谊雕塑。来源/长沙博物馆

贾谊年轻时名声极盛，汉文帝一度破格重用他。可他主张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周勃、灌婴等人相继进言，最终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在楚地，路过湘水时，贾谊想起屈原。百余年前，屈原也曾在这一带放逐、行吟，最后投身汨罗。贾谊悲从中来，写下《吊屈原赋》。

这篇赋里，贾谊没有简单地重复哀悼，而是把屈原放进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对照中。他写：“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真正有德行的人，往往不合于浑浊的世道，只能选择自我收束，自我保全。他又写：“使骐骥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矰缴而去之。”这些句子借骐骥、凤凰作喻，说明屈原不是不会看局势，而是看得太清楚，所以才不肯把自己降到和犬羊一样的层次。贾谊在叹屈原，也在写自己。

苏轼演绎形象。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后来，这种以屈原为镜的做法，成了许多文人共同的经验。唐代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文追怀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宋代苏轼屡遭贬谪，却乐观地化用《离骚》中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笑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把流放当作游历。1917年，朱自华报考北京大学时，出于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的决心，便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一句中，取“自清”二字作为新名，他就是在抗战期间拒绝国民党政府权钱拉拢、为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而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时代不同、遭遇各异，但他们都在困厄时刻，回答了同一份答卷：一个人在失势时，还能不能守住边界、护住清白。

这种边界，叫作“廉”；这种清白，叫作“洁”。

这一衡量人格的标准，也被古代的政治制度接了过去。汉代选官，重“孝廉”，把廉放进了官员考察的标准里。武则天曾主持编撰《臣轨》一书，专门训诫百官，其中专设“廉洁”一章，系统论述为臣之道。明代朱元璋告诫百官：“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

因此，屈原之所以总被后人记起，并不只因为他写过《离骚》，留下千古绝唱，也不只因为他以身殉国，引发中华儿女对家国情怀的千年凭吊。他更像一条线，把廉洁从古代官箴、士人操守，一直牵到后世的现实生活中。直到今天，“廉洁”这两个字依然是一把标尺，它量的不再只是官员的操守，也是每个人在面对诱惑、面对得失时，心里有没有一道守得住的边界，能不能留一份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