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10年的节目，我们从一场黑名单除名讲起，重新理解一个至今仍然萦绕在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各式各样的名单？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0年，这是大宋大观四年，大辽乾统十年。
过去几期节目，我们反复提到了一张著名的政治黑名单，元祐党人名单。
这一年，大宋朝廷把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章惇，宋哲宗时期的宰相，苏轼曾经的朋友，后来的政敌，从这张名单里放了出来。
你要是对我们前面的节目有点印象，可能会觉得奇怪，章惇不是已经死了五六年了吗？这是给章惇平反了？章惇可是反对过现任皇帝宋徽宗上台的啊，连他都要平反？朝廷政策方向又要变？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来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记得四年前，就是1106年的时候，我们讲过的一个场景吗？因为天上出现了彗星，宋徽宗连夜派人到皇宫门口去，把元祐党人碑给砸了。那块碑上，是他亲笔写的元祐党人，也就是当时所谓旧党的人的名单。第二天，宰相蔡京上班，一看碑砸了，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石头可以砸了，但是这张名单不还是在吗？
当时的人，可能觉得蔡京这话也就是给自己找找面子。没看见吗？皇帝不仅把碑给砸了，同时大规模放松对元祐党人的禁令，有的人还给重新安排官儿做。这元祐党人的事儿就该过去了吧？ 但是很快，大家就明白了，事儿没过去，但是操作方式变了。变成什么了？就是蔡京说的那句话：这张名单不还是在吗？那就操作这张名单啊。
比如说，原来名单上是309个人，那就太粗了啊。来，干个精细活儿，按罪情分成三个等级。重的几十人、中间的两百多人、轻的二十多人。
既然都精细到这个份儿上，那待遇也精细一下，比如，你们这些罪人可以离开封城多近？正月还说呢，最重的那几十个人，连环开封都市圈，当时叫“四辅”，都不许进；中间的和轻的，只是不许进开封郊区；三月，政策松了好多：最轻的那二十多人可以进开封城，前两档的也松了一格，连最重的那几十个人现在都能在开封郊区待着了。到了七月又紧，刚把第三等放进开封的口子又关了，所有人都不许进开封城。但好歹都还能在郊区和环开封圈待着。你听听这麻烦劲儿的。要不是当事人切己相关，都听不懂这是在说啥。
那你说徽宗为什么这么干？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创造权力。
原来把你名字写上元祐党人碑，我对你的权力就只有这两档，让你进名单和出名单。现在不是了，我可以对你的命运做各种微调。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是元祐党人名单上的人，这比原来还难受，原来也就是被迫害，就盼着平反就完了。现在得天天盯着那些政策细节，松松紧紧，一惊一乍，处境其实也没怎么好转，但是心情被操弄得起伏不定。
徽宗在砸掉元祐党人碑的几天后，就连下几道诏书，核心意思就是一个：不管我是放松党禁，还是给你们点待遇，都是我在施恩，不是政策要变。你们要明白自己罪人的身份是没有变化的，至于处境能不能改善，要看我的心情。所以，这哪里是什么慈悲？这是徽宗在用一张名单，把权力的精度从两档拉到了几十档。
这么干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显示自己的仁德。你要是看过我们《文明之旅》上一期1109年的节目就知道，徽宗的权术高就高在，他永远是在权力、威压和道德声望这三个目标之间找平衡。
我是圣君啊，怎么能不仁慈呢？所以，这份元祐党人的名单简直就成了宋徽宗宽容胸怀的显示器。从1108年开始，动不动就从里面拿出几个人来，说这几个人情有可原，把他们从名单里面拿出来吧？根据朱义群老师的研究：1108年3月，放了50个人出来；6月，放了94个人；翻过年，1109年正月，放了3个，二月，又放了6个人，其中有理学大师程颐，当然，这个时候程颐已经去世了，领不了徽宗皇帝这份情了；6月又放出来16个。等等吧。到了这一年，1110年大观四年六月份，居然把章惇都放出来了。你要是看过我们前面的节目就知道，章惇当初反对过徽宗当皇帝，这种个人恩怨的，徽宗居然都原谅了，可见咱们这位天子有多么胸怀宽广。
那你可能会说，这放来放去的，名单上的人不就一个个走完了吗？名单上没人了，还怎么玩这张名单啊？
放心，有的是办法。就在这一年年初，徽宗还指示说，以后啊，就别说得那么难听了，什么元祐奸党，什么党人，以后管他们就叫系籍人，出籍人，也就是“在名单上的人”和“从名单里出来的人”就行了。乍一听，这还是厚道啊，名称没有歧视色彩了。但是，你听出弦外之音了吗？把你放出名单，可不仅是给你平反，而是你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叫出籍人。这就相当于，有人犯了罪，坐了一年牢，出来之后叫“刑满释放人员”。这就更麻烦了。坐牢的时候，好歹还有个出来的盼头，而这“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可就跟一辈子了啊。
那你说，这是宽宏大量呢？还是猫耍耗子，换了个笼子又把他们给装进去了呢？
现在我们回想蔡京当年那句“碑没了但名单还在”，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
一张看着轻飘飘的名单，好像比那块元祐党人碑还要坚固，还要残忍。那这一年，公元1110年，咱们就借着大宋朝堂上这张被精心操弄的名单，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名单政治”？为什么一张名单居然有如此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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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拿名单整人的事不止这一次。
比如，东汉末年有党锢之祸，明朝末年有东林党人榜。那个东林党人榜，还被玩出花儿来了。当时有人编了个《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上的一百单八将，给东林党人编外号：什么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这是对应晁盖；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这是对应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这是对应卢俊义。这热热闹闹的，传播性肯定好嘛。
但是请注意，这两份名单，都是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之间的较量，双方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份“元祐党人”名单则不然，它是士大夫集团内部斗出来的：大家都是进士出身，都在朝为官，政治观点也不见得都那么泾渭分明，但是最后有人是座上宾，有人是阶下囚。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博弈过程最复杂的一份政治名单。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由这张名单来聊聊名单政治。
包刚升老师在这本《抵达》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人类的政治史不只是一部观念史，它还是一部工具的发明史。什么议会、内阁、选区划分、文官考试、预算制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名单政治”，都是某一群人在某个具体的历史关口发明出来的政治工具。它都是用来解决大难题的。
那好，给政治对手拉名单，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你想想看，传统上，要打击政敌，会怎么干？只能一桩一桩地办案子。哪怕是刻意要办成冤假错案，那也是案子，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立案、单独取证、单独定罪。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乌台诗案吗？朝廷把苏轼抓起来，审查130天，100多首诗文，是一首一首地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这个字讽刺谁了，那个词儿是不是有啥含义？过去我们都同情苏轼，当时同在御史台大牢里的狱友就说，审苏轼，那是通宵地审啊，“诟辱通宵不忍闻”，但你要是负责审查的御史台的官员，其实不也挺不容易的吗？也是要加夜班办案子的啊。
再比如，哲宗亲政之后，新党要清算元祐期间执政的旧党，怎么干呢？也是先要整黑材料。从绍圣二年干到元符三年，干了五年，整了好几千册黑材料。真是累死了。对啊，每个人的案子都要走完整流程的啊。先有人弹劾，列出具体罪状；然后要去查材料，落实证据，然后才是议罪、定刑、发落。
这么办案子，不仅是慢，更重要的是，辩驳空间太大。我说某人有罪，光说不行，我得举出他在哪天说了哪句话。但他可以反驳啊，“我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那件事是先帝授意的”等等。我可以蛮不讲理地迫害他，潦草定案，但是旁观者不傻，都知道我办的案子不能让人心服口服。这种打击政敌的方式，费时费力还办不成铁案。
可是你看元祐党人这份名单。集中生产、批量操作、无须证据、一键发布。就是一张纸，上面写了309个人的名字，没有罪状，没有细节，只有一个统一的标签：“元祐奸党”。
你说你不是？那你申诉啊。等你说服了发布名单的人，他可以改啊。后来徽宗有一份诏书里就说了：名单里的人还是有区别的。那种真心想造反、骂到先帝头上的人，朕一个都不饶；可剩下这一大堆人，朕仔细看了——有的是跟错了人被连累的，有的是说错一句话被抓住小辫子的，有的就是当年办事不小心碰着了红线的。这种人朕实在不忍心再罚下去了，从名单里放出来吧。
你看出区别了吧？正常办案，那是一个先给证据，再给结论的过程。但是名单政治反过来，是先给结论，再接受验证。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不讲理吗？不不不，咱们先别急着做这样的道德评价。你就想现代社会，我们身边的名单，从学校的三好生评选，到公司的裁员名单，哪个里面没有暗箱操作？别说坏事的名单了，就是好事的名单，也是如此。比如，米其林餐厅的评审，评审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诺贝尔奖也是啊，提名名单保密50年，评审记录永久保密。
为什么要暗箱操作？光明正大不好吗？因为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事，没有绝对公平的标准，没有绝对客观的依据，但是必须得有结果。很难说这个学生就是比那个好，这位科学家的贡献就是比那位大，一旦全程公开评选过程，那就会有无穷无尽的争议。所以，发布名单，就是直接给结果，然后接受公众的指指点点。
办案子和发名单还有一个区别。
我们都知道现代法律有一个原则，叫“罪刑相当”原则。犯多大的罪，承受多大的惩罚。其实古代也一样，正式办案，结论出来了，后果同时也就出来了。比如，唐朝法律规定：打架斗殴，打四十板子；如果见血了，或者动家伙了，拿棍子打六十下；如果拔了对方头发，面积大到一寸见方的，打八十下；如果从耳朵眼睛里出血或者吐血了，再加二等。你看这规定，多细致？总原则就是，你的罪责和处罚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
但是发名单就不一样了。名单只负责给结论，至于后果，那要看情况。
你看，这元祐党人名单，只是个定性的政治结论，至于在名单上的人要接受什么处罚，年年都不一样，徽宗皇帝根据心情，看着调整。现代社会的名单其实也是。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发布了，每年的奖金数还不一样呢。至于你获奖了，演讲费是不是提高了？学校是不是给你调了个大一点的办公室？那评委会可就管不着了。
这叫结论是刚性的，后果是弹性的。
从这两点不一样，你就看出来徽宗皇帝和蔡京为什么要发明这张名单了。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为自己发明了更多更细的权力之外，还大大降低了政治斗争的成本。
你要是看过我们前面的节目就知道，大宋这几十年，陷在党争的泥潭里，往往为了一个人的案子就要折腾很久。现在徽宗发布这张名单，用意就是堵嘴啊：好了，就这些人是坏人。名单里面的人，不要再分什么你轻他重。也不要争论谁该进名单，谁该出名单。我就这么定了，谁也不许说了。你看，这多省事？
如果我们再往深看一层：用一张名单打击对手，还大大减少了政策实施的成本。
你想，原来我要想打击一个政敌，在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会有很复杂的博弈。比如，我把苏轼贬到地方了，该怎么打击他？有大量的细节问题要处理。比如，能不能让他住官府的房子？黄州和后来惠州和儋州的地方官员的处理就不一样。黄州的地方官居然还能找东门外的50亩坡地给他种呢，这就是东坡的来历啊。
看出来了吧？这是一种纵向的协调难题——中央和地方之间，每一份政令都是单点对单点的。中央每发一道处置令，地方一个一个去执行。中央还要反过来督查地方有没有执行到位、有没有执行过头。这个上上下下的链条又长又脆弱，处处漏风。
可如果搞名单政治，这就简单多了。名单一公布，随时再宣布对名单上的人的统一的处罚措施。朝廷基本就可以不管了。
为啥？因为那个横向协调的机制启动了：大家互相看着，互相对齐啊。来了一个人怎么处理？比照上一个人处理啊。本地这个人怎么处理？实在把握不好分寸，发个公文问问隔壁州县啊。
就拿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来说，比如，今年朝廷规定了，名单上的人不许进入开封城的郊区。朝廷不用看着，他们自己会互相看着的。比如我是名单上的一个元祐党人，我原来不知道这个规定，但是我看同样是名单上的其他人进了开封郊区，我也跟着进。如果地方官拦着不让，那我就要掰扯啊，那个人怎么进了？地方官就会去找他的麻烦：哎，你怎么坏朝廷的规矩啊？让其他人有样学样？你看，这个互相监督的效应多好使？
这就是名单这个工具的厉害之处：它不是被包裹在行政流程里的个案，它是一个公开的可查询的信息。所以，它也就不只是上面看下面的眼睛，它还是大家互相对照的镜子。
现代社会也一样。比如一个人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民间所谓的“老赖名单”。行了，他不仅不能高消费了，有些惩罚措施，不用法院盯着，民间自然就会根据名单横向对齐的，比如不跟他做生意。
再比如，新闻里经常能听到的美国的SDN名单，上了这张名单的公司，不仅不许美国人跟他们做生意，其他国家的公司，敢跟他们做生意，也会招来制裁。这个横向对齐的功能太可怕了。
再强调一遍，名单是工具，而工具是中性的。坏人可以用他来搞政治迫害，换了个人也完全可以用来做好事。
事实上，离了名单这件工具，整个现代社会都没法运转。
奥斯卡每年都得出一张最佳影片名单。可严格地说，电影之间是没法比较的。但是整个电影行业确实需要这么一份名单啊，整个行业的注意力、资源、声誉，都需要一个集中点。诺贝尔奖每年得出几个名字。各个领域里贡献大的科学家多了去了，贡献一定比这几个人小？严格说没法证明。可是全人类必须有这么一份名单，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朝哪个方向看。
这个世界，就是有大量“不可比较的对象”在争夺“离散且稀缺的资源”。看起来很难公平分配啊。这时候“名单”这个工具来了，它先给结果，再接受评判；它只给刚性的结论，然后再弹性地调整收益或者代价；它卸下了纵向博弈的负担，但是调动起了横向对齐的机制。
所以说，名单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发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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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名单这个工具的好处。那代价是什么呢？
你想，为什么名单可以先给结果，再接受评判啊？因为制造名单的人，得把自己的声望、品牌和信用全都押上去嘛。诺贝尔奖能立得住，是因为评委会几代人维护着公正的形象。米其林指南能立得住，是因为米其林公司在拿自己的品牌担保。
所以，发布名单，本质上是在预支自己未来的信用：确实，你发布名单不需要事先给理由，但是你比谁都更需要清楚其中的理由；确实，你发布的名单难免会有缺点，那你就得拿自己在别的地方攒的声望，来把这个瑕疵补上。所以，名单制定者看似是乾纲独断，实际上得如履薄冰啊。
那我们再来看宋徽宗的元祐党人名单。这份名单有多随意？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这都是朱义群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挖出来的细节。
比如，我们多次提到过的韩忠彦，他是名相韩琦的儿子，在政治立场上毫无疑问是偏向元祐旧党的，所以把他放到名单里不算冤。可冤的是，他有一个侄子，无非就是跟他这个叔叔走得比较近一点儿，这侄子就被塞到了名单里。这事儿连蔡京都看不下去。蔡京当时还在翰林院做学士，听说这事儿还笑了一句：“世上哪有不准叔侄之间走动来往的道理？”
还有，这名单其实也不是一次定型的，中间有过多次改动。1102年7月，往里新加了8个人，从里面又剔除了9个人。圣旨已经下了。可你猜怎么着？两个月之后朝廷正式公布元祐奸党名单，那9个剔出去的人，名字居然还在。就这么一直挂到第二年九月。你看这乌龙球踢的。
这两个纠正的动作还是蔡京来主持的。可蔡京自己呢，他能力强，不会犯这种无心之失，但是他可以有心插柳啊。他主持名单制定，就干脆一股脑把曾布、章惇、李清臣、张商英这些人都塞了进去。哎，这些人是什么人？都是如假包换的新党啊，只是因为和蔡京不和，就全部被送进了名单里。
这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那309人的元祐党人名单，真是一通乱点鸳鸯谱，其中，有强拉硬拽的罗织，有漫不经心的错误，也有夹带私货的陷害。一份不负责任的名单能犯的所有错误，这张名单全犯了。
那它损害的是谁的信用？当然是宋徽宗的信用。
等到了十几年后，快把北宋折腾得亡国的时候，宋徽宗下了一道罪己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你看，他心里清楚得很：有才能的人，都在折腾元祐党籍这张名单；国家大事，也都被年号——也就是元祐还是熙宁，是元丰还是绍圣？被这些名号和名单死死框住了。所以，国家才落到这步田地啊。徽宗和他儿子钦宗大手一挥，这个名单就不算数了啊，到此为止了啊，结束了哈。
问题是，怎么可能结束呢？一张名单被创造出来，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
徽宗父子把这张名单废掉之后的五年，北宋已经亡国，1130年，赵构刚在杭州站稳脚跟，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我也得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啊。我既得继承我爹徽宗的法统，又得显得和他老人家不一样。这有点矛盾啊，不好办啊。有了，他不是制定过一张名单吗？我反对这张名单，但是不反我爹，不就行了吗？
于是，赵构就说了，元祐党人那是忠良啊。如果你是元祐党人名单上的人的子孙，来来来，念在你家祖先是忠良，你们可以来找朝廷要好处。好多人排着队来。当时还有过一份奏疏叫《论党籍之家推恩泛滥札子》，文章我就不给你念了，就从这题目，你就能知道这事泛滥到什么程度。你看看，一张黑名单，居然这么快就翻红了，甚至成了赵构合法性的招牌。
这张名单，赵构利用完就完了？没有。又过了六七十年，好几代人都过去了，元祐党人的曾孙们又想起这个事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我祖上也是上过名单的人啊，那不光荣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两块元祐党人碑，都在广西，都是元祐党人的曾孙为了夸耀祖先，而重新刻的。
曾孙利用完了，四世孙，就是玄孙又来了。1177年，有个四川人叫苏森，自称是苏辙的玄孙，跑到南宋朝廷讨好处。他凭什么？就凭我爷爷的爷爷在那张名单上啊。
你看看，宋徽宗当年图方便，用自己的政治声望去为这份名单做担保，结果，信用至少透支了一百年。每次有人把这张名单当成是光荣榜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伸出一只小巴掌，打在宋徽宗的脸上。徽宗皇帝要是在天有灵，看见这后面的事儿，肯定会摇着头说，不划算啊。
这是名单这个工具的第一个隐藏代价：它会大大加快轻率之人的声望坍塌的速度。
用名单搞社会治理，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社会的僵化。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名单一旦公布，会有激发出一种横向的对齐和共振效应。对元祐党人，有的迫害，是朝廷规定的，比如把名单上的人贬谪到远恶军州，这些人的子弟不准到开封当官等等。但是，实际上的迫害效应，远比这个要深远。朝廷只是开了个头，剩下的活儿是社会网络自己干的。
比如，黄庭坚是元祐党人核心，苏门四学士之首嘛，他自己的命运不用说了，死在贬谪地。但是，他连累的人可就多了。江西另一个地方的黄家——和黄庭坚算同族，但已经隔得很远——那家有个青年，考试拿了第一名，结果考官一查档案，哟，这小伙子和黄庭坚同族啊，大笔一挥，降到第四名。朝廷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要这么干，但是名单放在那里啊，官员普遍觉得，打压元祐党人，人人有责啊，所以就这么干了。
这种横向共振一旦发生，不仅当事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一些更深远的后果，比如，几个北宋顶级望族，从此就跌落了。
像江西南丰的曾家，不得了啊，大哥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二弟曾布，做到宰相；还有三弟曾肇，做到尚书右丞，其他有出息的子弟也非常多。这俨然是要成为世家的样子啊。但是元祐党人名单一发布，曾布在、曾肇在，连曾布的儿子曾纡也在里面。等曾布一死，一家人从此星散各方，南丰曾家从此一蹶不振。
更可惜的是东莱吕氏家族。吕家是北宋最顶级的政治世家，光宰相就出了三位：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等元祐党人名单一来，吕公著本人在上面，他的两个儿子也在上面，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名单虽然后来撤销了，但是对活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南宋。要不是后来出了个大学问家吕祖谦，这个家族也就算是从此消沉了。
请注意，宋代的家族可不是东晋南朝的那些世家大族，靠一个姓氏就霸占社会资源。宋代是科举社会，要维持一个世家，真得靠诗书传家，世家的血脉里是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化传统的。就这么消失掉，其实非常可惜。
当年朝廷想钉死的，是309个人。而最后塌掉的，是几十个家族世系，是北宋最显赫的几个望族的整体退场。这还是在宋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有限，一份名单都能产生如此深远的横向辐射的力量。那如果是在一个更现代的社会呢？用名单治国，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一份名单一立，原来流动的世界就不再流动了：人是按名单分层的，资源是按名单分配的。
比如，我看沈志华老师这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里面就讲到，前苏联就是一个名单社会。研究前苏联社会，学术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诺门克拉图拉”，就是拉丁文的“名单”的意思。刚开始，它只是一份任命官员等级的名单，但是这份名单是可以不断横向对齐和延伸的，渐渐就从里面长出来——什么人该住什么样的别墅，享受什么样的特权，能买什么档次的特供商品，一直细碎到：度假券、专车司机、医疗待遇、子女教育，甚至买多少香肠，全部按照名单来分配。到最后，整个苏联国家就变成了一张庞大的、吸附了所有资源的特权名单，这个时候，你可以改一个人在名单里的位置，但是想废掉整个名单，让社会重回活力，可就千难万难喽。
你看，名单确实好用，但是，对任何工具带来的便利性都得警惕啊，就像麦克卢汉说的：“我们塑造工具，但工具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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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说了名单政治的方方面面，跳出来一看，名单是什么？名单是对世界的一种“压缩”机制。
本来，朝廷要宣布一部分人是坏人，总得给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但是宋徽宗把手一挥，不用费事儿了，我都调查过了，你们就信这份元祐党人名单就行，坏人就这些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你看，这是对调查过程的压缩。
其实科举制也是。朝廷的本意是要甄别出天下的贤才。但问题是甄别人的才德，太困难了。结果就是办几门考试，看起来非常严谨，但本质上也是用很少的一些维度来替代对人的全面评估。最后朝廷把榜一发，大家就信这张名单就行啊，这就是今年的天下贤才。你看，这是对评估过程的压缩。
为什么说“名单”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发明？因为它不太符合人性的本来逻辑。人是个理由动物。我们做任何事，本能上都要给个“因为，所以”的理由。而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事务越来越繁重，理由给不起了，所以，大家就发明了这个不用给理由，直接给结论，但是需要把权威的声誉给抵押上去的“名单”。
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了，现代社会从某种角度就是运行在名单上的：商业品牌是名单，大学排名是名单，城市小吃榜是名单，奥斯卡奖是名单，十大网文作家是名单，公司销冠是名单，年度十大新闻是名单，背后全部是对巨量社会信息的压缩机制。没有名单，现代人其实已经无法生活。
斯科特的这本《国家的视角》，里面讲到了一个冷知识。
我们中国人从秦朝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大家觉得这很正常。但是你想，为什么呢？一个生活在小村里的人，有个绰号或者小名就足够生活了啊，你叫大柱子，我叫狗剩就行啊。人之所以要有姓名，是为了国家在大范围内识别人，为了收税，为了编户齐民，说白了，编制一份全国性的名单才需要的。中国的国家成熟早，所以对姓名这事见怪不怪。
而在欧洲，到14世纪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姓，你是铁匠，就叫smith啊，你是面包师，就叫baker啊。但是，每个村子都有Smith和baker啊，那么多重名的人，国家怎么征兵征税呢？所以，人人都有姓名这个事儿，欧洲是到18世纪才普及的。日本就更迟，19世纪搞明治维新，国家需要把国民变成一张大名单了，才逼着老百姓必须给自己起一个姓。所以，日本姓特别多，有14万个，大家是看见什么就起什么，山本、渡边、松下，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姓，鬼头、猪手、我孙子之类的。
斯科特还给这事起了个名字，叫legibility，可读性：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是把一个原本模糊的、流动的、复杂的、本地的现实，变成一份国家能读懂的清单。
再回头看我们今天讲的“名单”，它其实就是在塑造“可读性”。它把一个流动的、灰色的、不可比较的现实，强行刻出一道边界，把世界分成上面的、下面的、优的、差的、在名单里的和在名单外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无奈啊，不压缩世界的复杂性，就组织不起一个亿万人的庞大社会啊。
但你，你不觉得吗？这也是我们一定要警觉的事儿。我们通过名单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被过度压缩，已经高度失真的世界。
更要命的是，我们自己还会配合，把自己主动地放到各种名单里面。比如，小镇青年、公司牛马、码农、摩羯座、E人I人，还有那个很流行的MBTI测试等等。当我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到某个名单里的时候，其实没准就是个陷阱。任何对自己的粗暴归类，任何把自己放到一份名单里的冲动，都有可能踏入了陷阱。
有人问我，你做了MBTI测试了吗？你是什么类型啊？我说，我不做。我不想被暗示是任何类型的人。我一旦测试了，甭管结果是INTJ还是什么ISTP，客观结果就是我会被动地进入一份名单，我会接受暗示，我会被这个词儿冻住，我会给自己的一些特点做解释，哦，我就是这样的人。
错！我怎么会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人，我是一个有无穷可能和无限发展的人。无论什么特质，好也罢坏也罢，我都不能把它接受成自己的宿命。如果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自我突破，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只要我想，我就可以不是。
下面才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句话：现代社会可以是一个名单社会，但我不可以是一个名单中的人。我可以用形形色色的名单来理解社会，但我不接受被任何名单冻住。
哲学家赵汀阳老师说，他有一个“动词哲学”，要拒绝名词的诱惑，不要试图去成为一个名词，无论多么好听的名词，而要去成为一个动词。
你品品赵老师这话的意思：“权威”“泰斗”“老板”“领导”，都是听起来还不错的名词，但是我一旦真的认可自己是那个名词，进入了那份名单，我就把自己封闭进了一个标签里，动弹不得。
但活成一个动词不一样。动词没有形状，动词只有方向。我在学习、我在直播、我在写作、我在养育孩子、我在跑步、我在沟通、我在选择——我是一组活着的行动，而不是一块刻着身份的石碑。我是动词，所以，我才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名词和名单的海洋里自由地游泳、自由地变化。
说回到这一年，公元1110年，大宋朝堂还在精心操弄元祐党人的名单。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甭管是司马光、苏轼，还是曾布、章惇，他们都不是什么“奸党”，他们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流动的、不可被任何标签收编的人。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110年为你讲述的一份名单的故事。我们下一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大科学家图灵。1954年，这位破解了纳粹密码的国家英雄，咬了一口沾了氰化物的苹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绝路？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以“猥亵罪”的名义，上了一张当时的黑名单。
但是别忘了，1950年，图灵发出一个灵魂之问：“机器能不能思考？”，从这个问题出发，他预言了创造出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的可能性。而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AI。
安德鲁·霍奇斯的《图灵传》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想读给你听：
无论“自由意志”的说法多么不合理，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人们不但无法理解生命，而且片刻都不能生存。生命会变得无法忍受，因为人类一切的渴望和趣味，完全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那就和没有生命是一样的。
没有自由，就和没有生命一样。图灵用他的生和死，替这句话做了注脚。致敬没有被黑名单困住的图灵。
往期精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