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一代亚洲慈善家为何更加关注气候变化，亚洲公益联盟（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PAA）负责人肖恩·萧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在亚洲慈善峰会（Philanthropy Asia Summit）间隙，肖恩·萧对《财富》杂志表示：“许多新一代企业家和慈善家本身就是潜水爱好者。当他们亲眼看到珊瑚白化时，自然会觉得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他所领导的组织得到了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Temasek）的资助。

目前，全球慈善捐赠中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占比不足2%。而在这本就有限的资金中，仅有12%流向亚洲。这与亚洲所承受的气候变化影响不成比例：亚洲升温速度已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2000年以来，亚洲共有37亿人遭遇气候相关灾害，受灾人数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三倍。

雪上加霜的是，国际援助资金来源已经枯竭。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关停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使全球气候相关发展项目失去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纷纷缩减气候援助承诺：法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将发展援助预算削减40%；德国则将2025年的国际援助预算从60亿欧元大幅下调至45.8亿欧元。

新加坡塔拉气候基金会（Tara Climat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杰米·崔对《财富》杂志表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气候领导力应当来自西方。我们总是期待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挥引领作用，但那个时代早已落幕。”

随着西方国家逐步缩减气候融资，亚洲的慈善资金正主动补位、填补资金缺口。预计到本十年末，亚洲将有约5.8万亿美元财富完成代际传承。

崔表示，塔拉气候基金会创立于2014年，最初隶属于欧洲气候基金会（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2021年独立运营。长期以来，该基金会在气候议题上几乎是“孤军奋战”，但如今越来越多亚洲慈善机构开始加入这一行列。影响力投资与实践中心（Center for Impact Investing and Practices，CIIP）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65家亚洲资助机构中，近半数已布局气候适应与韧性建设投资，另有28%的机构表示已准备开始相关投资。

尽管如此，肖恩·萧仍感叹气候事业获得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根据CIIP的数据，亚洲每年需要超过2,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但目前实际到位资金仅约19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亚洲将占全球气候融资缺口的75%；与此同时，亚洲企业每年承担的气候减缓成本将达到3,360亿美元。

亚洲慈善事业历来更倾向于投向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肖恩·萧表示：“看到孩子遭受苦难或疾病暴发时，人们很容易产生共鸣，也更容易被触动。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人们本能更关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容易忽视那些长远的事业。”

而崔等人则认为，捐赠者之所以犹豫不决，原因在于知识盲区。她表示：“很多人觉得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把它视作一个需要攻克的核算难题。”

亚洲慈善机构也在探索新型支付模式，例如将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混合融资，为新兴市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肖恩·徐表示：“资金缺口实在太过庞大。我们在控制全球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这一目标上已经落后，因此迫切需要私人资本入局。”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Center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提出的一种思路是，由慈善机构提供风险资本，支持那些市场无法有效定价、政府不愿或无力资助、社会创新者又难以独自承担的前沿项目。

肖恩·萧解释说：“有些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参与，但政府通常不会为未经验证的项目买单；有些项目则需要大量私人资本支持，但其收益模式又无法吸引私人投资者。”

他还表示，亚洲企业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耐心”，愿意长期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印尼塔希贾基金会（Tahija Foundation）为例，该基金会在十年间累计捐赠超过1,700万美元，用于验证利用沃尔巴克氏菌（Wolbachia）控制登革热传播的可行性。肖恩·萧表示：“如果没有慈善资本支持，我想这类项目根本无人问津。”

亚洲慈善联盟成立于2023年，汇聚了一个由亚洲及全球慈善机构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达利欧慈善基金会（Dalio Philanthropies）以及丹那多基金会（Tanoto Foundation）等机构，共同支持亚洲地区300多个气候、医疗健康和普惠发展项目。

塔拉气候基金会则是“公正能源转型共同体”（Just Energy Transition Community，JETC）的成员之一。该联盟成立于2025年，旨在推动亚洲实现包容性能源转型。今年5月18日，JETC宣布已投入首批260万美元催化资金，用于支持东南亚多个项目，包括为农村农民和渔民提供清洁能源，以及为高温地区的住宅实施降温改造等。

崔表示：“亚洲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全球约50%的碳排放来自亚洲；但与此同时，亚洲也拥有许多本土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放下顾虑，真正开始为这些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过去，许多基金会习惯在伦敦或纽约作出资助决策。但要真正实现战略性变革，就必须深入理解项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本地需求。”

并非所有西方机构都在缩减对亚洲的投入。5月20日，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宣布，将于下月携手长期合作伙伴——印尼自然保护基金会（Yayasan Konservasi Alam Nusantara），在印尼萨武海启动“全球海洋创新挑战赛”（Global Ocean Innovation Challenge）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包括部署自主水面航行器以及太阳能声学监测站，以加强对非法捕捞活动的监测和防范。

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莫里斯表示：“印尼地处珊瑚三角区核心地带，拥有全球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监测和保护工作的难度大、成本高昂。”不过，她明确表示，西方机构无意主导当地事务。她表示：“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挤压本地组织的发展空间。当我们的支持不再被需要时，我们完全可以退出。”

而在西方逐渐淡出气候行动之际，肖恩·萧认为，未来的解决方案只能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他表示：“亚洲、南美洲和非洲之间必须展开对话。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全球南方的问题，理应由全球南方携手解决。”（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