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地方都烧瓷，凭什么就景德镇被称为“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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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之后的八百年里，青花瓷几近是中国瓷器的象征。而蜚声中外的“瓷都”景德镇正是高级青花的产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选定官窑、烧制御用瓷，明清因袭不变。皇家不计成本地投入，令一批批独具匠心的产品在景德镇应运而生，并随着外国使团、商旅的脚步，被运至中亚乃至欧洲贵族的宅邸。源自景德镇的审美，早早播撒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大维德花瓶，元，现藏大英博物馆。元青花研究因它们而始

为何是景德镇？

南宋周煇《清波杂志》收录有一则“窑变”的传说，称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景德镇忽然烧出了色如朱砂的红瓷，相传这是荧惑（火星）“临照”形成的。荧惑向来被视为凶星，生怕灾祸降临的窑工们便狠心把这批比起定窑红瓷来“色尤鲜明”的宝物通通打碎了。

故事固然无稽，但字里行间的确是北宋景德镇窑业渐成高峰的映照。这一时期，在景德镇南河、小南河一带留下的窑址，已知就有100多座。如浮梁凤凰山上的宋代窑址，其窑床前部的火膛，两侧都用废弃的圆筒状匣体堆砌。特别之处在匣体表面抹着一层被窑火烤黑变硬的黄泥。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使火焰集中，快速提升窑内温度。该窑出土遗物的年代集中在北宋中晚期，且以青白釉瓷占绝大部分。若按器物种类，执壶为最主要的产品，占比达90％，说明这是一座以烧制青白釉执壶为主的综合性窑场。

凤穿花纹青花盘，元，出自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它从中心至折沿分别由八花瓣式开光围绕一折枝莲纹、两对穿花凤纹、海水波涛纹、缠枝牡丹纹、海水波涛纹组成，华贵迷人眼。摄影/安洋

凤凰山的青白釉瓷质地细腻，一看就知道用的是好瓷土。剩余的酱釉瓷和青釉瓷质量都较次，施釉既薄，也不全面。大概1000多年前的北宋陶工们根据不同阶层的需求，在制作着符合他们各自经济实力的瓷器。他们既有专业技法，又懂得兼顾高低端市场，并打造标志性产品。难怪北宋元丰五年（1082）八月，朝廷会设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这样的官方贸易、征税机构了，日渐繁华的景德镇无可非议地跻身于全国制瓷中心之一。另一则颇能见微知著的史料，是活跃于宋神宗、宋哲宗时代的直臣彭汝砺所作的《送许屯田》诗：

君尝治浮梁，德爱均父母。

黎明令一出，百里无敢侮。

黠吏窜狐鼠，惠爱沾农亩。

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

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

彭汝砺自注道：“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意思就是，历来在浮梁做知县的官，不贪图这里产瓷之利者，只有许屯田一人。在上一级饶州做知州的清官，也仅程嗣宗而已。

浮梁县的父老不是什么职业史官，这番发言大概是根据自身数十年来见闻总结而出的。让地方官们一至浮梁，便如饮了贪泉水般，胃口大开，足以说明北宋景德镇制瓷技艺之高、利润之巨。难怪彭汝砺会对始终洁身自好的许县令青眼有加。《宋会要辑稿》载，汴京的建隆坊设有瓷器库，用以收储各地贡瓷，饶州能跟明州、越州、定州这些青、白瓷的核心产地并列其中，不外乎是因为景德镇的存在。

其后的元朝，考古材料显示景德镇似乎进入了一个奇怪的衰退期。大批窑址在元朝废弃，从前分布广泛的生产区域日益收缩。实在过于古怪，明明这里在元朝不断推陈出新，创造了青花、钴蓝釉等亮眼的专利，难道不该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吗？

我们不妨先参考一部记述13世纪前后景德镇窑业状况的必读书——蒋祈《陶记》。《陶记》已发现的最早版本收录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本《浮梁县志》，但县志并未标明《陶记》的成书年代，更不知作者蒋祈是何许人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新园和熊寥两位学者关于《陶记》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南宋还是元朝的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论争，其后又衍生出该文初撰于南宋、后经元人修改的说法。虽然《陶记》精准的创作年代或许将会是永恒的谜，但这并不动摇它作为我们研究南宋至元朝景德镇情形一手史料的地位。而《陶记》中恰恰就有大段文字，涉及景德镇的艰难时期。

缠枝莲纹青花梅瓶，明，出自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其上钤刻波斯国王阿拔斯一世的红色印章。阿德比尔清真寺是海外收藏中国瓷器的重镇，拥有仅次于托普卡帕宫数量的元青花。摄影/安洋

首先，当时在饶州任职者往往难以完成朝廷交派的征税任务，蒋祈自述：“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去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几十年来，饶州的州官全是带着赤字离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起因就是朝廷的税种过于繁杂：

夫何昔之课赋优裕，而今之事于此者常怀不足之虑也？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葺，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

其次，窑工们的生计，往往跟“时年丰凶，相为表里”，地里收成差了，不少窑户只能停工。屋漏偏逢连夜雨，景德镇的商单还被临川、建阳、南丰等窑瓜分了一部分。官府派来催收税款的人一波接着一波，官员却怠于政务，致使奸商无所顾忌。土豪们更是横行霸道，始终强占着当地各色吏员的位置，仿佛景德镇是自家的世袭封地一般。即便偶尔来了一个“强明自任”的好官，也会被这些“土居之吏”联手打压磋磨，直到被撵走。

蒋祈对这般一败涂地的样貌，伤心不已：“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除此以外，由于民风不古，山林滥伐，致使“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真实发生在了景德镇。但跟垂头丧气的诸人不同，蒋祈仍对景德镇的复兴抱有期望：“庸讵知今日董陶之器不可以复古耶？”谁说景德镇不能恢复旧时的盛况呢？

影青釉里红高足瓷杯，元，现藏杭州博物馆。它是影青与釉里红工艺融合而成的一件绝妙艺术品，展现着元代景德镇工匠超凡的创新能力。摄影/庄琮葵

倘若我们将《陶记》的年代定为南宋，那文中描绘的种种困境，莫非对应的正是考古界所谓元景德镇瓷窑大幅萎缩的现象？因为南宋吏治的腐败，加上林木资源的枯竭，方才导致入元之后，景德镇只剩下一些重点区域的瓷窑还在运行？

事情或许并没这么简单。学者丁雨根据落马桥、湖田窑窑址出土的元代陶瓷标本数，推断景德镇元代典型窑址的产量应当至少不低于北宋中晚期的典型窑址。而且，元大都及京畿周围出土的古瓷里，来自南方景德镇的产品所占比例一马当先，远超龙泉青瓷，证明在中高端市场里景德镇瓷器仍具有不错的口碑。

故而，丁雨提出，要以另一视角来理解元代景德镇瓷业分布范围的收缩。北方的各大名窑在元代前期均出现了过去主流产品衰落的现象。比如定窑的细白瓷、耀州窑的青瓷皆中衰，它们改而制造更亲民质朴的磁州窑类型瓷器。磁州窑和钧窑虽然在元代持扩张的势头，可产品质量大不如前，出现了广泛的技术与能源危机。相比之下，景德镇的“收缩”与这种把重点放在民用瓷器，以提高产量、扩大利润的模式背道而驰，但起到了将能工巧匠们集中的作用。不管是市场信息的交流，还是新技术的研发交换，由此都在重点区域内有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还能降低生产环节的成本。因此，“一旦高质量产品或新产品出现之后，窑场就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扩大利润空间，提高利润率的办法，来覆盖成本，促使生产回到正轨”。

换言之，景德镇从元代起，坚持走上了一条追求“质”而非“量”的道路。这一变革前期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而朝廷所设的“浮梁磁局”意外解决了阵痛。来自波斯用以制作青花瓷的钴料、融合中亚风格的图案粉本，这些对民间窑工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却能随着“浮梁磁局”来到景德镇。而且，“浮梁磁局”不过“秩正九品”，品级很低，在景德镇很难做到完全以势压人。较为松散的管理，可能使得官民之间得以有更平等的合作模式，从而令官窑的技术资源也能为民窑所享。

元末孔齐《至正直记》中的“御土窑”一节，刚好能印证这一推测中的部分内容：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馀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著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

这种景德镇烧制的御土窑器，本是御用，所以每年烧造完后即停罢，不会另外制民间器皿销售。然而，用“别土”来模仿御土烧制器用者大有人在。宫廷用瓷既引领了时尚风潮，或许也在器型和技术方向起到了导向作用。有学者认为这种御土窑器，就是景德镇元代窑址中，经常伴着青花一同出土的卵白釉瓷，这类瓷色白泛青，颇似鸭蛋壳的颜色，因此得名。卵白釉瓷内壁常出现“枢府”二字，代表这是枢密院的定制瓷，故又称枢府瓷。

有如此基础，明清两代沿袭旧制，将御窑厂设置在景德镇，便也不意外了。据明朝焦竑《国朝献征录》所收《南京工部尚书简庵陈公雍墓志铭》，明孝宗时，“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实过于县，多豪民，尝请创为县治，浮梁人不欲，遂中止”。因为景德镇居民富庶，多豪强，当地人一度想朝廷将县治从浮梁迁至景德镇。这自是源于景德镇瓷器带来的收益。到嘉靖年间，“官搭民烧”更成常态，部分御用瓷器被交予民窑制作，不难想象景德镇的民窑有着多么非凡的水准。

奋进的申遗之路

千年来生产供御瓷器的历史，以及民窑巧匠至今层出不穷的传承，使景德镇早已不仅仅是中国人心中高端瓷的祖庭，而是世界的瓷都。2015年，随着宿白等专家联名呼吁，景德镇启动了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作。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同意把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加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于当年10月，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报送至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备录。但“御窑厂遗址”的申报主题，多少显得有些局限，并不能涵盖景德镇为数众多的窑址，以及元代的诸多革新。

飞龙纹扁瓶，元，现藏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托普卡帕宫的元青花器型十分丰富，包括大盘、大碗、葫芦瓶、梅瓶等多种大件瓷器。摄影/刘磊

因此，在2022年，景德镇申遗的主题改为了“景德镇窑址——14至18世纪世界制瓷手工业发展巅峰的见证”，要素点包括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码头、南窑遗址。而后在2023年，景德镇申遗主题又一次修改，即“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要素点被概况为“一镇四区”（瓷业生产集镇核心区和高岭瓷土矿片区、瑶里釉果矿片区、湖田窑片区、蛟潭片区），以及一江三河（昌江和东河、南河、建溪河）。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作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景德镇的申遗有着前所未有的价值，盖因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制瓷这一影响全球市场数千年的古老艺术，终于要补上世遗名单的空白了。

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要素构成，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景德镇瓷器原料的运输、成品的外销，都离不开昌河及其支流。位于景德镇市东北的高岭瓷土矿遗址，就处于东河南岸，从晚明万历年间持续开采至清乾隆朝。遗址保护区内的高岭村，至今还保存着古驿道、矿洞、古碑。在申遗之后，这些仍保持原真面貌的古迹，知名度便能得到跃升，从而可以考虑实施进一步令文物活化的保护方案。

申遗之路一向是周折的，想得到各国学者的认可，不是易事。从文物保护的力度到宣传方式的优化，都需要真诚的心与高远的智慧。所幸景德镇深厚的瓷业文化与历史积淀，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些陈列在国内外博物馆中的景德镇瓷器，用典雅的造型、华丽的色彩，得到了无数游客的赞许。而今，它们真正的故乡，一定会借此次申遗，以充满生命力的形象，沐浴在世人的目光中。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5月下，原标题为《何以瓷都？景德镇的辉煌与申遗之路》，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