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8日，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OpenAI背离非营利承诺一事起诉山姆·奥尔特曼时机过晚，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案件因此被驳回。主审法官表示，即便陪审团没有作出这一裁决，她本人也会将案件驳回。无论上诉结果如何，这场刚刚结束的庭审，其实讨论错了问题。

抛开两人的公开恩怨、损害赔偿诉求以及针锋相对的个人魅力之争不谈，两人其实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向公众承诺：只要由自己掌舵，就能确保AI对人类是安全的。马斯克指责奥尔特曼掏空了一家慈善机构；奥尔特曼则反击称，马斯克不过是一位因失去控制权而心理失衡的联合创始人。但双方的论点，都建立在同一个隐含前提之上：AI的未来取决于哪位亿万富翁掌握控制权。

而这恰恰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奥克兰的法庭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不妨想想，这场庭审究竟掩盖了什么。OpenAI最初是一家非营利组织。随后，它在其架构之下增设了利润受限子公司；接着又转型为公益公司；未来甚至可能登陆公开资本市场。每一次组织架构调整，都被标榜为一种能够让使命约束资本的制度保障。但最终，每一种架构都在其赖以运转的资本压力面前土崩瓦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2023年11月OpenAI非营利董事会罢免奥尔特曼事件。董事会在周五宣布解除他的职务，而到了周一，在微软（Microsoft）以及700名员工的联合施压下，这一决定便被彻底推翻。董事会章程表达的是一种逻辑，资本遵循的却是另一种逻辑。最终赢家是资本。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现实。有关AI如何开发、如何部署以及应当受到何种约束的最重要决定，正由少数几家私营企业闭门制定。美国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早已跟不上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即便在运转最有效率的时候，它们也未必能足够迅速地制定相应法规；而如今，它们显然远未处于最佳状态。监管机构已落后于技术发展数年，而企业恰好填补了这一监管真空。它们制定安全政策，发布模型说明文件，组建红队开展压力测试，并建立信息披露框架。AI时代真正的规则，正在企业内部悄然成型。

这场庭审向公众呈现的，其实只是同一个错误答案的两个版本。马斯克希望拆分OpenAI的营利性业务，并撤换奥尔特曼，以恢复公司最初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纯粹使命。然而，AI技术对资本的需求，早已让这种非营利理想主义失去了现实基础。奥尔特曼则试图为OpenAI的发展道路正名。这条道路造就了全球最有价值的AI公司，同时也带来了非营利治理架构原本试图防范的治理乱象。无论选择哪一方，最终接受的仍是同一种制度安排：将一项颠覆性技术的安全寄托于某个人在某一天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良好的意愿并不能构成治理机制。

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而答案并不是寄希望于国会及时出台监管规则。如今，企业已经成为AI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我们的任务是要求它们以合规的方式制定这些规则。

这正是AI治理的核心要义，具体可分为三点。首先是政策选择。AI企业应通过规范、透明的程序制定安全政策，引入有据可查的专家意见，明确决策者，并给出合理理由，而不是在个案处理中肆意行使自由裁量权。其次是组织落实。

这些政策必须通过明确的运营责任机制加以落实。当AI能力突破特定门槛时，应由相应的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第三是监督机制。企业应定期审查自身合规情况，并将审计结果提交给具备独立性和专业能力的董事会委员会，以便其采取行动。

这一切无需国会决定AI的可行边界，只需要通过法律确保企业内部的决策者能够以与问题重要性相匹配的程序作出决定。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一种“社会商业判断标准”。在审查董事会在出售公司或解雇首席执行官时是否认真履行了职责方面，法院早已轻车熟路。对于那些将决定下一代技术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法院同样可以学会如何审查。

仅靠企业组织形式本身并不能拯救我们。非营利组织架构未能守住OpenAI的初心，公益公司架构也未必能够守住下一家公司的使命。奥克兰陪审团关注的问题是：埃隆·马斯克是否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许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会不会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两位亿万富翁都试图将自己塑造成AI安全的守护者，但我们永远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真正的安全。

既然企业正在书写AI时代的规则，那么法律的职责，就是规范它们制定规则的方式。（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斯塔夫罗斯·加迪尼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伯克利法律与商业中心主任。他的新书《企业秩序：企业如何应对社会冲突》（Corporate Ordering: How Corporations Navigate Social Conflict）将于今年10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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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