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多年来，劳动者分到的美国经济蛋糕份额越来越小了。相关数据触目惊心。高盛公司9月15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援引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累计已经下降了约7.5个百分点。今年的降幅更是创下历史记录。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9月初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美国非农业企业产出中劳动收入的占比仅为52.8%至52.9%，是该指标1947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不过在高盛经济学家阿布海·杜吉拉拉看来，劳动收入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下降，背后有很多复杂因素。在这份《如何解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研究报告中，杜吉拉拉指出，在上述7.5个百分点的降幅中，约有40%与政府对工资和利润的统计口径问题有关，而并非真的是因为收入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了资本家手中。而剩下的60%（约4.6个百分点）则反应了劳动收入真实的结构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定价走高，生产自动化，以及近几十年来劳动者议价权的持续削弱。
高盛的这份报告，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答近年来受到热议的一个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真的在萎缩吗？最新数据给出的答案是：是的，但其原因和大多数人的直觉并不相同。一系列前沿经济研究——从联邦经济数据，到关于美国人的切身消费感受，都表明“美国中产阶层正在萎缩”的简单叙事不能真实反应美国经济的复杂全貌。而真实情况可能更加令人不安，几乎所有历史指标都显示美国整体上变得更加富裕了，但普通人的体感却并非如此。而且过去的美国人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有一定的安全感和社会地位，现在也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
40%的降幅只是统计口径的假象
高盛认为，劳动收入的降幅中，有近一半缘于3个统计口径问题，每个问题都对应着一次真实的经济转型，但它并不代表财富真的从工资变成了利润。
第一个是税收驱动的收入再分类。经济学家马修·史密斯等人的研究发现，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法案》提高了C类公司的相对税负，推动大批企业向穿透型架构的S类公司和合伙制公司转型。原本计为工资的收入，在转型后被计为企业利润。也就是说钱还是同一笔钱，只是换了个统计标签。
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埃里克·兹威克和欧文·齐达尔在《遍地百万富翁》一书中提到的一种重要机制。推动社会前1%的富人的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穿透型企业，而对这种企业的已经制度化的扣税政策，导致了制度持续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非向工薪阶层倾斜。兹威克在接受《财富》采访时曾表示，现行税法“对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远高于其他群体”，这就导致制度更利好于收入金字塔的上下两端，一方面更加利好高端的穿透型企业，另一方面更加利好低端合同工与兼职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折旧。美国劳工统计局计算劳动收入占比时，分母是总增加值，其中包含折旧成本。但随着电脑、软件等短寿命资产在经济资本存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整体折旧率持续上升。这会机械性地拉低劳动收入占比，但折旧增加，并不意味着资本所有者拿到了更多净收入。
第三个问题是股权薪酬。美国劳工统计局只在股权变现或者行权的时候才将其计入薪酬，而授予股权时则不计入统计。随着高收入群体的薪酬越来越多地转向股权，官方的工资数据也就低估了他们的实际报酬。这些人的部分薪酬看似是资本收入，但本质上仍然是劳动收入，只是以股份的形式发放。不过这类收益绝大多数流向了有资格获得股权的群体，而非传统中产阶级背景的劳动者。
而剩下的60%，也就是4.5个百分点的降幅，则反映了真实的结构性变化，包括“明星企业”崛起导致的定价上升，生产自动化导致的用工需求减少，以及工会势力衰落、雇主集中度上升导致的工人议价权削弱等因素。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公司股票和基金。高盛认为，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的转移，绝大多数流向了少数本就富裕的企业股东，而非劳动收入占比持续缩水的广大劳动者。那么，这对所谓“萎缩的中产阶级”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还是增长？
今年1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研究发现，1979年至2022年，美国前1%群体的税前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占比翻了一番，而中间60%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占比同期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社会收入出现了“空心化”，原因主要是资本加速向顶层集中。但其他研究却让这幅图景变得更复杂了。
今年 4 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和斯科特·温希普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一部分中产阶层不是“被萎缩”了，而是在向上流动。1979年至2024年，美国中上阶层家庭的收入占比从 10%提高至31%，家庭中位数收入同期上涨52%。但这份乐观的报告中，也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些所谓的“上层中产”加上“真正上层”的社会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28%飙升至2024年的 68%，其中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几乎翻倍。用报告中的话说，这是一种“普遍繁荣，但是分配不均”。
这就是高盛测算的4.5个百分点的结构性转移在收入分配维度的体现。高盛发现，所谓“明星企业”攫取了更高的利润加成，这一现象被Ritholtz财富管理公司的尼克·马朱利称为“上层中产阶级陷阱”——年收入20万到40万美元的群体“工作越来越多，休闲越来越少，买到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却在下降”。为了买优质学区房、高端旅行等稀缺的“身份商品”，而陷入一场了“财务军备竞赛”。而这场军备竞赛的赢家，恰恰是些那些同时拥有工资收入与可观股权的家庭，而非那些仅靠工资参与经济分配的普通劳动者。
高盛指出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是生产自动化，而且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数据显示，在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群体中，AI的使用率仅为9%，但是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中则达到了34%。这就让高收入者被迫进入了所谓的“红王后效应”——所有人都跑得更快了，只是为了不落在别人后面。也就是说高收入者也得被迫防御地使用AI，否则就会面临阶级滑落。高盛在报告中用更直白的表述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如果AI继续实现更多任务的自动化”，劳动收入占比“很可能会继续下降”。拥有并部署了自动化技术的企业所有者，将拿走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全部利润。而被替代的劳动者则无法分享自动化的收益，因为他们通常并不持有企业的股权。
所有这些研究的分歧，本质上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用什么标准判断劳动收入是否真的“下降”了。即便按高盛的口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转移的这4.5个百分点，也是真实且持续的收入再分配。目前，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已跌至近80年统计历史的最低点，而高盛分析师自己也预计，AI会让这一占有比继续走低。这一点与马朱利、布拉德利等经济学家的看法和本刊之前的有关报道是一致的。能从这一趋势中获益的家庭，绝大多数是那些已经持有资本的人；而靠工资生活的家庭，则要承担这一切的代价。（财富中文网）
本文撰写过程中，《财富》记者使用了AI作为研究工具，所有信息均经编辑核实后发布。
译者：朴成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