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你通过优步（Uber）叫车，或用手机应用点外卖时，为你服务的零工从业者或许正在领取政府福利。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DoorDash、来福车（Lyft）和优步等公司员工领取食品券（SNAP）的人数在所有大型雇主中位居前列。这与2020年形成鲜明对比，当年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指出，沃尔玛与麦当劳的员工是食品券申领的主力军。

这一发现或许出乎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料，因为在大众印象里，平台零工不过是赚外快的副业。但现实是，这类工作正日益成为零工从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这份收入仍不足以覆盖他们的基本食品和医疗支出。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认为该调研结果，是我所在的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与Michigan Metro Area Communities Study联合开展的覆盖1000余名密歇根居民的调研所揭示的社会全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22%的受访者有过零工从业经历，其中约半数表示，零工收入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不可或缺或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依靠纳税人资金维持的社会保障兜底项目，正在填补平台企业留下的缺口：这些平台雇佣低薪劳动者，却不提供传统雇员福利。

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

优步、来福车等主流零工平台宣称，平台工作能为劳动者提供自主决定工作方式和时间赚取收入的机会。

这一点确有道理。我们的调查显示，九成零工看重工作的灵活性，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总体评价积极。

但零工群体也提出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薪酬透明度、薪资水平及福利保障方面。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劳动者是否想要灵活的工作模式，而在于这种灵活性能否支撑他们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维持生计。

事实上，零工虽可作为收入补充，却并非总是可选项。近半数美国民众表示难以维持收支平衡，零工很可能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与此同时，零工平台并未替代传统全职岗位。我们发现，仅有6%的零工从业者为投身零工行业而辞去原有工作或缩减原有工时。

当零工成为必要的收入来源时，各类福利的缺失——从医疗保险、伤残保险到工伤赔偿——反映出依靠社会保障救济的群体发生变化。大型平台企业以“提供工作灵活性”为由，拒绝支付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薪资，也不提供完备福利，最终往往需要政府项目来填补缺口。

换言之，纳税人实际上正在为零工从业者的待遇买单。

医疗补助参保人数激增

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同时指出，如今零工平台合计已成为医疗补助参保人数第三多的雇主——医疗补助是面向低收入及残障群体的公共医保项目。相比之下，2020年零工平台甚至未能跻身前五。

此外，医疗补助的近期改革可能会加剧零工从业者的困境。特朗普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法案》纳入了针对过去15年已扩大医疗补助覆盖范围各州的相关条款。医疗补助参保人每月需完成80小时的工作或学习，才能保留参保资格。

零工时长虽可计入该要求，但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的零工却很难证明自己符合参保条件。各应用平台的工时统计界面与格式不尽相同，零工从业者也不会收到标注总工时的标准工资单。

他们没有传统的雇主联系人或主管，无法便捷完成资质核验。平台统计的总工时往往不计入等待派单的时间，而用户需求的波动也使收入难以预估。

和其他医疗补助参保人一样，零工从业者也可能因繁琐的手续与文书工作而失去医保资格，无论其每月工时是否达到80小时。在医疗费用持续攀升、个人经济状况愈发拮据的背景下，此类额外门槛将迫使更多参保人失去保障，转而求助其他社会救济项目。

参保资格的丧失还会引发更严重后果：未参保者放弃基础或预防性医疗，进而导致住院率攀升。

可携带福利是解决方案吗？

部分州议员正在应对零工平台将员工福利成本转嫁给政府这一日益明显的趋势。可携带福利提供了一个颇具前景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模式下，平台企业或应用程序用户向劳动者个人福利账户缴存资金，该账户可随劳动者跨平台流转。我们的调查显示，61%的零工从业者支持该方案，超过半数其他行业劳动者同样表示支持。

美国已有两个州实施相关制度，为这一模式的后续推广提供了重要经验。

纽约州的Black Car Fund最初面向出租车与豪华轿车司机设立，自2014年起将零工司机纳入保障范围。这是由州政府授权的非营利福利基金，由包括司机在内的行业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所有零工从业者、出租车司机自动参保，福利资金来自乘客车费中直接加收的附加费。2023年，在优步和来福车克扣劳动者工资与福利的争议中，纽约州促成了3.28亿美元的和解，该基金也因此登上新闻头条。和解协议明确要求落实带薪病假、最低工资及其他劳动者权益。

这一模式有效地将部分低薪零工的福利负担从纳税人转移至用户。集中的资金池赋予Black Car Fund强大的购买力，司机可享受全额工伤赔偿，还能自主选择不同档次的医疗保险、牙科保险与伤残保险。

目前平台企业尚未出资，若未来能够投入资金，福利保障水平可进一步提升。

加州的不同做法

加州则提供了反面案例，充分凸显了政策设计的重要性。

该州在拟定第22号提案时选择与科技公司合作。该提案旨在为外卖和网约车司机提供有限福利，同时保留其独立承包商身份。2020年提案通过后，由平台企业落地执行，但实际提供的福利项目覆盖面较窄，且福利难以真正实现跨平台流转。

加州模式在福利申领方面也存在诸多障碍。例如，科技公司仅将“接单工时”计入达到补贴申领门槛所需的最低工时，而等待派单的时间则被排除在外。由于福利无法跨平台流转，同时为多家平台工作的零工从业者更难满足资格要求。

研究显示，加州仅有10%的司机获得了法案规定的医疗补贴。

科技平台在资格认定中扮演核心角色，这成为争议焦点。工会与劳工组织报告称，零工从业者在福利申领和资格认定环节面临广泛问题。而在纽约，资格判定和赔付裁定由中立第三方负责。

尽管各州采取的举措各不相同，但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谨记：工作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保护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联邦层面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零工福利制度的背景下，地方及州政府官员可探索可行路径，既避免社会成本通过税收转嫁给公众，也避免劳动者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财富中文网）

雅各布·莱德曼（Jacob Lederman），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社会学副教授

本文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

译者：中慧言-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