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周二对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表示，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线预计是一个可控的修复，而不是一个强劲的全面复苏。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房地产下行、内需修复偏慢、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三重约束。下半年逆周期调节的重点在于财政发力、货币政策协同配合。

朱锋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一定的“K型分化”特征：一方面，高技术制造、出口产业链等保持强劲；另一方面，房地产、传统制造业、部分线下服务业、民间投资持续偏弱。生产端韧性能否转化为持续增长，关键要看内需能否消化新增产出。 

具体到“三重约束”，朱锋表示，房地产短期内料较难实现全面企稳，预计今年重拾增长动能的概率较低。当前的矛盾不局限于利率、限购等需求端政策，而是房企债务、存量库存、未完工项目、地方财政、居民信心等多重因素叠加。政策的着力点在于依托保交楼、城市更新和保障房改造，推动地产拖累逐步收敛。

内需方面，朱锋表示，虽然服务消费、线上和体验型消费颇具韧性，但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持续承压。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仅能在短期托底需求，难以扭转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消费持续回暖需要收入预期、就业环境、公共服务保障与住房预期同步改善。 

从外部环境来看，朱锋强调，外需能起到缓冲作用，但较难替代内需修复，且其本身正面临中东地缘局势、贸易摩擦和关税风险等多重冲击。若外需走弱而内需未能及时接棒，工业生产的韧性料将转为库存压力，激化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

朱锋表示，守住全年增长区间，不仅要加快既有财政政策的执行节奏，还需做好必要时追加增量政策的准备，关键在于打通从资金到项目、订单、就业、居民收入乃至民间投资的传导链条。

和多数分析师一样，他也认为，财政是下半年稳增长的主力——从新增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央预算内资金，到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消费等均需要提速。若财政支出提速而三季度经济动能仍持续偏弱，四季度财政加码概率上升，重点是拉动有效投资、扶持民生和中小微企业、以及化解地产库存。货币政策则需协同财政发力，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侧重运用结构性工具、再贷款等手段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定地产链条。

朱锋预计，下半年央行可能会下调以逆回购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利率的话，预计会有10个基点的降息，但我们也多次强调，鉴于利率水平已经较低，那么降息真正能起到的刺激作用并不会很大。” 他说，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更多是释放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的信号，难以单独扭转需求偏弱的局面。

朱锋表示，当前货币政策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利率水平高低，而是传导机制需进一步打通，且面临供需双重约束。需求端，企业与居民对盈利前景预期偏弱，优质投资项目稀缺，即便融资成本下行，主体主动借贷意愿亦不足；供给端，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风险偏好收紧，出于风控考量，对行业景气度偏弱的领域放贷趋于谨慎，即便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也难以顺畅流向实体经济。这种“流动性充裕、信贷需求不足、金融机构惜贷”的组合，属于典型的政策传导阻滞。

朱锋进一步表示，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化解各类风险、修复信贷循环的根本抓手仍是提振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核心变量，在于政策能否将产业升级的潜力和财政资源，有效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内需、企业信心与居民收入，从根本上化解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失衡。

“经济增长能够帮助化解债务压力，改善企业盈利预期，带动居民消费意愿回升，推动通胀向2%的目标靠拢。无论是海外危机时期的政策实践，还是国内银行业风险化解经验均印证，增长是创造条件、推进疏通各类矛盾的关键。若条件允许，更大力度的总量宽松搭配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组合，能够更有效地激活内需、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朱锋说。

 记者 王珍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周二对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表示，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线预计是一个可控的修复，而不是一个强劲的全面复苏。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房地产下行、内需修复偏慢、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三重约束。下半年逆周期调节的重点在于财政发力、货币政策协同配合。

朱锋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一定的“K型分化”特征：一方面，高技术制造、出口产业链等保持强劲；另一方面，房地产、传统制造业、部分线下服务业、民间投资持续偏弱。生产端韧性能否转化为持续增长，关键要看内需能否消化新增产出。 

具体到“三重约束”，朱锋表示，房地产短期内料较难实现全面企稳，预计今年重拾增长动能的概率较低。当前的矛盾不局限于利率、限购等需求端政策，而是房企债务、存量库存、未完工项目、地方财政、居民信心等多重因素叠加。政策的着力点在于依托保交楼、城市更新和保障房改造，推动地产拖累逐步收敛。

内需方面，朱锋表示，虽然服务消费、线上和体验型消费颇具韧性，但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持续承压。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仅能在短期托底需求，难以扭转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消费持续回暖需要收入预期、就业环境、公共服务保障与住房预期同步改善。 

从外部环境来看，朱锋强调，外需能起到缓冲作用，但较难替代内需修复，且其本身正面临中东地缘局势、贸易摩擦和关税风险等多重冲击。若外需走弱而内需未能及时接棒，工业生产的韧性料将转为库存压力，激化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

朱锋表示，守住全年增长区间，不仅要加快既有财政政策的执行节奏，还需做好必要时追加增量政策的准备，关键在于打通从资金到项目、订单、就业、居民收入乃至民间投资的传导链条。

和多数分析师一样，他也认为，财政是下半年稳增长的主力——从新增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中央预算内资金，到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消费等均需要提速。若财政支出提速而三季度经济动能仍持续偏弱，四季度财政加码概率上升，重点是拉动有效投资、扶持民生和中小微企业、以及化解地产库存。货币政策则需协同财政发力，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侧重运用结构性工具、再贷款等手段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定地产链条。

朱锋预计，下半年央行可能会下调以逆回购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利率的话，预计会有10个基点的降息，但我们也多次强调，鉴于利率水平已经较低，那么降息真正能起到的刺激作用并不会很大。” 他说，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更多是释放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的信号，难以单独扭转需求偏弱的局面。

朱锋表示，当前货币政策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利率水平高低，而是传导机制需进一步打通，且面临供需双重约束。需求端，企业与居民对盈利前景预期偏弱，优质投资项目稀缺，即便融资成本下行，主体主动借贷意愿亦不足；供给端，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风险偏好收紧，出于风控考量，对行业景气度偏弱的领域放贷趋于谨慎，即便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也难以顺畅流向实体经济。这种“流动性充裕、信贷需求不足、金融机构惜贷”的组合，属于典型的政策传导阻滞。

朱锋进一步表示，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化解各类风险、修复信贷循环的根本抓手仍是提振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核心变量，在于政策能否将产业升级的潜力和财政资源，有效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内需、企业信心与居民收入，从根本上化解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失衡。

“经济增长能够帮助化解债务压力，改善企业盈利预期，带动居民消费意愿回升，推动通胀向2%的目标靠拢。无论是海外危机时期的政策实践，还是国内银行业风险化解经验均印证，增长是创造条件、推进疏通各类矛盾的关键。若条件允许，更大力度的总量宽松搭配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组合，能够更有效地激活内需、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朱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