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他留下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位于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街道书院路1号的东山学校，始建于1895年的“东山精舍”，是湖南较早的新式学堂，其后多次更名。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在此就读，其时名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高等小学堂”）
“愿嘤鸣以求友”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这本杂志迅速聚集起大批先进青年，毛泽东便是其中忠实的追随者。
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上课和阅报，看书、谈话、思考都离不开《新青年》。他常将文中精辟之处整段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研读。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阅后在日记中感叹其“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随着认识的提高，毛泽东深感“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意识到，要改造中国，首先就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
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名字繁体字的笔画数）的名义，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大意是：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躯，“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更名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稿，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手稿
通过张贴《征友启事》，毛泽东果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很快，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趣相投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也包括一些已毕业的校友以及罗章龙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深切忧虑着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经常结伴讨论国事，探索真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劈波斩浪的豪情中，毛泽东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正是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昂扬向上、无畏前行的真实写照。
这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其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这里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这里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长达8个春秋，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寓居的刘家台子“沩痴寄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何叔衡、邹鼎丞、罗章龙、陈昌、张昆弟等十几人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这个新成立的革命社团，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
“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泽东迅速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新民学会成员和其他知识青年，且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乘船离开长沙，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新民学会旧址蔡和森故居“沩痴寄庐”，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周家巷2号。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这里聚会，宣告成立新民学会
最初，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城内外的会馆里，毛泽东则住在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大家每天起早贪黑，来回奔波，非常疲惫，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十分不方便。为便于联系与学习、讨论工作，毛泽东提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和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8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个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生活十分清苦。
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很大，10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和蔡元培校长的同意，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工资每月只有8块钱，但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他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他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参加各类新思潮的研讨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广泛接触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后，经过反复的比较与甄别，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蜕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首次到京后暂住的杨昌济寓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迁居此地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去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
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解释道：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除根植“本土”的想法外，新民学会对他放弃留学的决定也有影响。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他们需要有人“走出去”，更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本土根基。毛泽东认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会员们出国留学，他积极支持，但他并不主张大家一窝蜂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他认为，新民学会的同志们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个地方应该去一个或几个“打先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湘江的怒吼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实践体验回到长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湖南积极响应。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深入长沙各校散发传单，发动青年学生投入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毛泽东在繁忙的组织工作中，常挤出时间向学生与群众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他的演讲最能赢得听众的掌声。
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主编。筹办期间，毛泽东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主编，又包揽了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7、8月间正是长沙酷暑时节，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与蚊虫为伴、与汗水为伍，满怀激情地奋笔疾书。为节省时间，他经常工作至天明，早晨连洗脸吃饭都顾不上，便匆匆赶往教室上课。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问世。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宣言中，他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六不怕”：“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创刊号。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提议并创办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报。虽然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约一个月，却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
该刊文字通俗而激情四射，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创刊号及后续各期的40篇文章，占总稿件数的40%以上。其中，连载于第二至第四号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影响最为深远。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其思想开始从纯粹的精神探讨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整个社会的改造。这也成为他后来一生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源头。
文章中，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满怀憧憬地预言：
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结尾，毛泽东更是大声疾呼：
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然而，这股新生力量很快遭遇旧势力打压。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小样刚刚打出，湖南军阀张敬尧便出动大批士兵，砸毁印刷机，烧毁报纸，以暴力手段将其查封。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前后只存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却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而任弼时、郭亮、向警予、夏明翰、萧劲光等很多当时的进步青年，都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为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并争取舆论支持，他在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每日发布百余份驱张新闻稿，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大多出自毛泽东手笔的稿件，被《申报》 《益世报》等大报采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3个月后，张敬尧终被逐出湖南，毛泽东再次以笔为剑，取得斗争的胜利。
1920年1月18日，青年毛泽东与部分“辅社”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商驱张对策，会后在一棵古槐下合影。左四是毛泽东，左七为邓中夏。“辅社”是“辅仁学社”的简称，取《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更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多次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正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毛泽东后来回忆：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启发下，毛泽东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跨越。他坚定地表示：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首先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把他在北京、上海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以新思潮的影响推进革命运动。如何使传播新文化更有效果，他认为，莫过于要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业。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不仅争取到他们的投资，而且扩大了书社的影响，成为联络各界的纽带。
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购销书籍的品种越来越多，经营了近300种书刊报纸，比如《新青年》 《劳动界》等，销售火爆。这些革命进步书刊，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
文化书社表面上是一家公开营业的新式书店，实际上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在这里成立，外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信亦多由书社转交。文化书社犹如一座灯塔，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湖南各地，更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
长沙文化书社旧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56号，是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了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同年，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
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收到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从上海发出的中共一大参会。通知以“平信”方式投递到长沙文化书社，内容使用了隐语，大意是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信还应允发200银圆的路费（先由各地代表垫支，到上海补发），毛泽东遂邀何叔衡一道前往。
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他们从小西门湘江轮渡码头下船，趁暮色登上了开往洞庭湖入长江的小火轮。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何叔衡的挚友谢觉哉在三十年后撰文补述：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毛泽东同志故居，位于湖南湘潭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此，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年时光。故居坐南朝北，为土木结构“凹”字型湘中民居，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
参考资料 ：
《毛泽东早期文稿》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高菊村、刘胜生、陈锋、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
张军锋《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实》
周小李、曾长秋《初心从这里萌发》
彭晓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八年岁月》
蒋建农《毛泽东的行与知》
彭岗《毛泽东：勇担建党大业的一代伟人》
余焕、张慧娴、王梁《论青年毛泽东的奋斗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