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生活立刻就会失去支点。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依然重要，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问题在于，它正在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AI和技术进步，让一些岗位消失，也让“稳定工作”这件事本身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一边更依赖工作，一边却更难真正依靠它。这种矛盾，正在成为很多人焦虑的根源。
今天，中信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方希老师，来为你解读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工作社会的终结》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工作不再是人生唯一的支点，我们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价值？又该如何重新安排这一生？
《工作社会的终结》这本书出版于19年前，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大一样，没有被引进中国，中信出版的编辑在浩如烟海的海外版权资料中刨出来一看，觉得太适合当下出版了，于是便有了这本2026年的中文版。
你看，书跟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本书是2007年直接引进出版的，那时候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上行，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温和，书里的警示绝大部分人是不会认同的。那确实是一个鲜花着锦的时代，每个人都相信明天、明年、未来会更好，创业氛围浓郁，工作机会也多，尤其是知识工作者，普遍有的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松弛心态。
这时候有个德国社会学家告诉大家，全球化带来的第二现代性，将呈现出强烈的自反性，也就是自我反噬，导致工作社会的终结，至少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欧洲老头危言耸听，甚至会觉得，因为欧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创新性不足，所以使学者故发惊人之语。
隔着将近20年的时间再看，你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有很大的可取之处，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巨大的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以及人类在面临转型时自我定位的深度迷茫，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然，还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一个扎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工作，人该做点什么？
贝克已于2015年去世，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经历简单得近乎无聊。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高校当社会学教授，他并没有像哈贝马斯这种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级别的导师，也算不上少年成名，身上没有什么传奇性。
他的主要工作场域在欧洲，跟欧洲顶尖研究院和高校——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大量的合作和任教，这让他成为典型的跨国社会理论的重要成员，主导大型跨大学研究中心。
作为一个德国人，贝克生于二战末期，经历了德国战后的重建和反思，这让他有一种德式的深入反省的学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合作，吉登斯是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自反性现代化的提出是两位社会学家合作的结果，只是吉登斯比贝克更乐观一些，他至少还相信制度上的改进和约束的积极价值。顺便在这里推荐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写得很漂亮，是反思现代性的力作。
我们在社交场合跟陌生人的初次见面，前三个问题中往往有一个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句话很平常，但也很耐人寻味。
为什么以什么方式谋生对了解一个人是这么重要的信息？至少说明一点，一个人的工作能一定程度上界定他的价值。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抛弃这个选项，除了陌生人的生活信息，比如年龄、婚姻、爱好之外，你很难找到一个除工作之外的问题，可以折射出这个人的社会属性。
比如他的优势技能、社会关系、大致收入、受教育水平，甚至包括有没有或有多少闲暇时间。如果你的社会经验足够丰富，你还能从他的工作中解读出更多的信息。
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作，最核心的是贝克所说的“有偿劳作”。这也意味着有很多劳作并不在常规理解的工作范围内，比如家务、育儿、孝亲、公益志愿活动，因为它们是无偿的。
工作经历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在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并不工作，奴隶和自由民才劳作，公民主要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古代中国也同样，劳作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人不以劳作为荣。但这一切在现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价值重估。
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里奇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工作被发展出两种创新价值，一是抵御贫穷，也就是工作常规的经济价值，另一个则是个体融入社会秩序的关键手段。
你会发现，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围绕工作展开的。比如教育，教育有很多高大上的目标，说起来也都很激动人心，但事实上在影响教育决策和制度的诸多因素中，就业率的影响占比很大，学什么能干一个收入更体面和高度社会尊重的工作，是人们选择教育投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比如青春期到成人的转化，是以人能否自主地承担工作并养活自己为标志的。而老年往往从退休开始计算。即使不是一个工作者，社会的默认时间也是工作日或休息日，以及上午或下午的上班时间，因为你所需要的服务，很多要在别人的上班时间获得。
对于一个上班的人，工作的纪律性、价值观、责任感和合作精神不断对工作人深度驯化，这种驯化甚至会渗透到他们对于工作之外的规则认知，包括家庭关系和教育原则。
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人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一个人只有在工作中，以及通过工作才能塑造和重新评价自己的身份和个性，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对于工作社会的统驭者而言，这种价值内化对于社会安全和稳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它被全方位强化。
所以你现在能明白“失业羞耻”了。在工作年龄内对于失业的恐慌，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意味着暂时性地从庞大的社会结构中跳出。跳出之后的社会关系会骤然收缩，即使有房住、一日三餐依然能保障，社会性断裂也对人会产生价值打击，可能会高于物质上暂时的困窘对人的打击。躺平成为一种发泄，是对这个不加入便甩出的结构的反抗，虽然一般情况来说也没什么用。
美国社会学教授奥弗·沙龙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调研数据显示：一旦求职者在六个月之内找不到工作，就会面临新的压倒性的就业障碍；如果失业时间达到一年，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作者也会被迫和职场新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雇佣者的疑虑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人雇佣你；脱离职场的这段时间，你对职业中要实现和完成的任务能否准确理解和适应；你能否像新人一样接受较低的薪水和完成一些基础培训；你的心态会不会影响和你合作的其他人，是否有“老子当年在做比这个牛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尿不湿还没有干”之类的傲慢。
当然，这一切是大家心知肚明但不宣之于口的考虑，对求职者来说，结果就是失业时间越长，你的候选机会就越少。
失业的求职者被污名化的本质，就在于一旦你被长时间甩出以工作为轴心的社会结构，社会就倾向于贬低你的价值，或在招聘中对你有隐形审判。求职者的重灾区是因抚育子女而暂别职场的母亲和高学历的高龄求职者。
工作社会的压力给到所有人，也给到政府。高失业率不仅是个人的危机，更是一场社会危机，会损害政府声誉，影响政府的政策实施和调控的有效性，最终滋生恶性循环。
应该说，全世界有点责任心的政府在这事儿上都操碎了心。但在保障充分就业上，各国政府都非常吃力，原因就在于，工作社会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解。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工作社会面临的困境：一个是自反性现代化；一个是工作社会无法克服的内部悖论。
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从漫长的人类社会来看，一直是社会中下层的梦想。贝克说，1800年前后，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口，也就是所谓的下层阶级，没有可靠或稳定的收入来源。日结工在他们一半的工作生涯中都没有收入，有五分之一的健全劳动力在各地流浪，他们即便不变成小偷和强盗，也是乞丐和流浪汉。
新自由主义高举的市场和自由竞争，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带来经济体量的大幅增加、生产领域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释放。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进入市场，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其实并没有抢夺男性的工作机会。
从1780年到1988年的这两百年间，仅以英国为例，农业人口从有偿就业人口的50%下降到2%，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8倍。
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刺激了第一现代性。它的特征是充分就业、民族国家和福利国家。在民族国家内的充分就业，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让福利国家成为可能。这个阶段也造成了对自然资源不加节制的开发。
新自由主义运动所倡导和释放的技术和经济创新，则把局限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第一现代性，推向充满不安全感、开放且充满风险的第二现代性。它的特征是生态危机、有偿就业机会减少、个体化、全球化和性别革命。
在第二现代性中，现代化进程具有自反性，因为它太成功了，带来了当初并未设想的意外而且不良的结果。比如社会的不平等加剧、充分就业的社会体系陷入困境、文明所面临的风险让各行业的专家们的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性化的崛起和茫然、家庭分工和婚姻观念的激烈变化。第一现代性的副作用的集合，在第二现代性中呈现出了不可遏制的力量。
按照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惯例，这种时候通常会有新的精英阶层掌控局面，有新的政治理念，有清晰的冲突边界。但第二现代性偏偏一样都没有。既没有横空出世的新的精英阶层，也没有什么新理念和新选择，更没有清晰的冲突边界。
尽管第二现代性的变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仅仅对少数全球玩家有利，但它还是那么水灵灵地发生了。
全球化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工作却永远是本地的。资本去哪里，工厂就去哪里，就业就去哪里——而工人却跟不上。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企业成为跨国政治的载体和延伸。
不断地优化组合企业的投资经营行为，导致工作的设置具备全球的强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永远有新的竞争者冲击过去由民族国家的边界确立的竞争边界。几年前还好好地握在手里的优势产业，很快就转移到了意想不到的边缘地带。
工作社会内部有一个致命的悖论，像永远无法缝合的裂口。一方面，工作是社会的核心，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都围绕工作运转并以此为导向；另一方面，商业本身鼓励和奖励减少劳动投入。生产力提高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投入劳动，而生产结果并未减少。
今天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数据、算法和机器人的运用正在大面积接管人的工作，一个数据工程师正拼命向系统投喂数据，以更快的速度让自己脱离过去优渥的工作，从大公司降薪到中等公司，再到没有公司，因为小公司更倾向用较低成本的人和人工智能的组合，而不是高薪的资深工程师；人事部门的人快马加鞭地跟员工谈好离职，同时就要做好自己被辞职的准备。工作人的“自掘坟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效。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一方面有现代化进程过于成功导致的自发奔放的发展，就像一个堆砌了很多不稳定物品的房间，当第一块板子倒下的时候，后面的事便不由你决定了。一方面有资本逐利贪婪的本性，政府提供充分就业率的默认要求，造成巨大的内在悖论。贝克在20年前就认为，工作社会的终结已经开始，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它的加速。
从某种程度来说，今天的一切正是现代化的目的之一，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优先权，劳动的价值变低，知识而非劳动，成为社会财富的来源，而能把专业知识转化成利润的知识型工作者成为新贵。
今天你去看硅谷的新贵们，他们的公司已经估值很高，但是核心创始人本身并不太了解商业，也不懂得管理，但没有关系，他们和他们具有的知识被时代选择。这也是我们重新看塔勒布的《随机漫步的傻瓜》这本书的必要，他早已告诉我们真相。成功有巨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实在不必对此沾沾自喜或耿耿于怀。
消灭重复繁重的劳动，是人类共同的期待，无论国别、种族和性别。但是当知识，尤其在今天的头部知识体现为人工智能的时候，被消灭掉的就不只是重复劳动了，各种工作会被消灭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被消灭，无人知晓。
如果工作社会没有工作可做，会发生什么呢？马斯克2026年1月6日在“德州超级工厂”的播客中做出预测：
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干预的情况下，经济规模10年内将达到现在的10倍，AI与机器人将制造海量商品、提供海量服务，最终会“无事可做”，因为人类需求被完全饱和满足。商品和服务将远超货币供给，造成通缩，货币变得没有意义。
让我们回到贝克。人在工作社会的终结后，该怎么办呢？
贝克提出了一些思路。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对于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各种专家，他们对历史和当下的分析都非常值得倾听，值得对比分析，但是对他们对于未来的应然判断，也就是应该走向何处的观点，可以有所保留地听取。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站在高处，却并不在世界行进的前沿现场。
关于这一点，贝克非常自觉，他说：我们欧洲人在反复描绘无穷无尽的灾难链条以及克服这些灾难的不可能性时，堪称思想上的巨人。但是在提出解决方案，甚至激励人们思考摆脱这些困境的方法时，我们却像个行动上的侏儒。
贝克的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义工作和就业，开辟通向新秩序的道路，这种新秩序不仅涵盖工作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还包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目标和个人的人生轨迹。
比如说，我们要将那些不稳定的新型就业形势转变为一种多元工作的权利、一种间歇性就业的权利、一种选择工作时长的权利，以及对工作时间的自主掌控的权利。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在一年或数年的时间里规划自己的生活，规划在家庭、有偿工作、闲暇时间的过渡。不能用已经逐步破碎的固定工作的视角来看待工作，而是给之前所认为的那些“临时性”的有偿工作方式以充分权利和足够保障。
具体就女性而言，在多元活动社会中，关于劳动分工的部分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内容：所有全职工作的时长都应该减少；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育儿劳作应该和在艺术、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劳动一样，获得同等的社会认可；男女之间对家务劳动重新分配。
贝克所说的解决方案中另一个重要的提议就是公民劳动。公民劳动不是有偿工作，但它会以公民货币的形式得到回报，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重视。
公民货币不是对失业者的补助，而是让劳动变得更有意义，也完全不必对增长过度关注。公民货币可能是某种兑换资格，或者积分。公民劳动是自愿的、自我组织的劳动，具体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都由实际参与劳动的人来决定，会开展与项目相关、具有合作性质、自我组织的为他人服务的劳动。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贝克建议推行公民津贴，也就是基本收入，它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这是社会的一个自我建构行为，不是对穷人的施舍。
马斯克也试图回答当人类的需求被充分满足之后应该做什么，他认为工作应成为可选项，而非必需品。工作不关生计，关乎意义。所以当物质由机器生产和提供之后，人必须为自己寻找意义。
比如有一些是机器无法生产，但是对人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创造、艺术、音乐、叙事、人际交互。当然，这些听起来非常动人和抒情的选择，都需要获得一些基础的保障，只有居者有其屋和完全不用担心一日三餐毫无着落，才可能关联无需工作之后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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