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09年的节目，带你重新认识宋徽宗：他真的是那个“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当皇帝”的文艺青年吗？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9年，大宋大观三年，大辽乾统九年。
日子过得是真快啊。到了这一年，已经是宋徽宗登基的整整第10个年头了。
我们现在一提起这个人，心情会很复杂。首先是觉得这人可怜。前半生风流天子，后半生国破家亡，最后饥寒交迫地死在异国他乡。第二个印象，是觉得他是个享乐主义者：爱踢足球，爱出宫去找名妓李师师，还花重金打造皇家园林艮岳，全国搜求花石纲等等。这又是个败家子儿的形象。
第三个印象呢，他是个艺术天才。这算是宋徽宗比较正面的形象了。确实，在才艺方面，宋徽宗几乎是无所不能。一般士大夫会的，什么诗词书画，他都会。此外，在什么音律、茶道、瓷器、金石、园林等等诸多领域，都达到了开一代风气的宗师水准。
把这三个形象拼起来，一个可怜虫，一个奢侈的败家子，再加一个艺术天才， 是不是给你一种柔柔弱弱的、不谙世事的、敏感细腻的文艺青年形象？
那你想，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在才艺上这么广种博收，留给搞政治的时间自然就少。所以后人对宋代的皇帝有一个评价，说宋仁宗什么都不会，就会当皇帝，那宋徽宗呢？正好相反，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当皇帝。
真的是这样吗？正好这一年赶上宋徽宗登基10周年，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看看他在皇帝这个角色上，到底做了些什么？
回到宋哲宗驾崩的那一天：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那天，徽宗——那时候还是端王赵佶——本来是请了假出去玩的，没想到皇位的大馅饼突然砸到自己的头上，被弄进宫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论政治才能，他对朝政是两眼一抹黑啊，毕竟他只是一个19岁的热爱文艺和足球的男孩，哪知道怎么当皇帝？
所以，徽宗继位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拉住向太后：我不行啊，您必须得扶上马送一程啊，您得垂帘听政啊。看上去，这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这位新皇帝还是太嫩、心里没底，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所有挡在徽宗前面的人，甭管是被清理掉还是自动退场，一个个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消失，在徽宗面前自动让出了一条大路。也没看见徽宗干啥，身不动膀不摇地就把大宋朝堂，变成了一张自己可以随意作画的白纸。我简单给你捋一下。
比如挡在他前面的人——哲宗的宰相章惇，这个没什么好客气的，毕竟章惇明确表达过反对他继位的意见。拿下章惇，大家不意外。章惇被贬雷州，后来又迁到湖州，1106年死在那里。
接下来，是蔡王赵似——当年章惇当着向太后的面推荐立的就是他。这个人在严密监视下过完了短短二十四年的人生，1106年死在王府里。
再接下来，是朝堂上的重臣，一个是新党的温和派李清臣，一个是带旧党色彩的元老、名相韩琦的儿子韩忠彦，1102年先后被罢免。
再接下来，算是徽宗的支持者，老资格的曾布，也没有好下场，1102年被罢免，然后一路被贬，1107年死在润州，就是今天的镇江。
再接下来，是徽宗的大恩人，拍板让他继位的向太后，结局也不痛快，垂帘半年后就归政了，翻过年去，1101年也去世了。
你看看，无论是仇人还是恩人，无论是老鸟还是小白，徽宗当皇帝之前的朝堂上的所有有点权势的人，全部被清场。那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表面看起来，徽宗好像也没搞什么穷凶极恶的政治迫害，但是结果就是如此，有一种“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味道。
还不只是人。那些原本能约束皇权的祖宗之法，也被他一条条突破了。
从来没有一个北宋皇帝，敢长期任用一个名声那么不好的宰相——就是蔡京啊——蔡京可不仅是后人认为他是奸臣，当时人就是这个看法；也从来没有一个北宋皇帝，敢那么明目张胆地奢侈享受，搞什么花石纲，起造皇家园林艮岳。
横向比较起来，徽宗是所有北宋皇帝中，权力运用最随心所欲，最不受约束的一位。
这么看起来，宋徽宗这10年，简直像是一位专门表演逃脱术的魔术师：无论是人，还是制度，都完全困不住他。
问题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或者说——权术家的宋徽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接下来，我们就挨个盘一盘，看他怎么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清理掉的。
先说搬走章惇，这个难度比较低。
宋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就是前朝的宰相必须担任大行皇帝的山陵使，也就是前任皇帝葬礼的总主持人。说来也合情合理啊：大行皇帝对你那么好，用你当宰相，他走了，你不得最后送一程，负责把他的灵柩送到陵墓上？
但这个政治惯例里面也藏着一个玄机：你想，大行皇帝的葬礼，礼仪非常繁琐，路程还很远，过程中非常容易出岔子。想挑毛病的人，很容易找到负责人的把柄。还有一点，前任宰相当了山陵使，那就得跟着灵柩离开京城一段时间。要弹劾他的人，这不就有了动手的时机了吗？这叫调虎离山，所以，这个政治惯例，本来就是给继任皇帝换宰相留的一个机会。
比如，神宗皇帝死，当时的宰相蔡确就是山陵使，结果让人找出一大堆问题，什么发丧头天晚上不守灵啦，什么路上不跟着灵柩走啦，等等。结果，蔡确被罢相。
章惇这次也一样，护送哲宗灵柩的路上，遇到大雨，灵车陷在泥里，过了一夜才走出来。就这么个事儿，得了，对先帝不敬，你宰相别当了。 章惇就这么下台了。
再来看宋徽宗怎么搬走曾布的。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徽宗清理掉章惇，这好理解，章惇毕竟反对过他当皇帝。可他为什么连支持过他的曾布，也要请走呢？
请注意：对我好的，我就报恩；对我不好的，我就打击。这是普通人的恩怨情仇。而站在权力顶峰的人，不会这么想问题，他要的是权力的通行无阻。对于一个新皇帝来说，朝堂上现存的所有有资历、有威望、有功劳、有人脉的老臣，都是他自由使用权力的障碍，最好都得搬走。要不怎么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新皇帝不愿意落下一个薄情寡义的坏名声，朝政也需要平稳运行，拔掉老臣谈何容易？历史上很多皇帝，一辈子也没办到这件事。而你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位徽宗，1100年正月即位，才19岁，到1102年闰六月赶走曾布，这算是把朝堂上主要宰辅大臣换掉，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难度就有点高了。毕竟曾布是个老臣，从王安石变法那会儿就是新党的主心骨之一。而且你徽宗继位，人家曾布也是立了功的。当时章惇不是反对赵佶继位吗？是曾布在旁边大喊一声，章惇！听太后的！这才稳住了局面。
你看：论政治路线，曾布是新党骨干，你徽宗不是也要变法吗？论私人感情，曾布是定策功臣。论政治能力，曾布还是徽宗执政初期最得力的盟友，扳倒章惇、跟向太后博弈，曾布都是徽宗最重要的帮手。这么个人，你咋换？怎么做到师出有名？
有人可能觉得，你徽宗不是皇帝吗？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不不，权力的最佳行使方式是顺水推舟，而不是霸王硬上弓。要拿掉曾布，就要制造一种态势，让旁观者觉得：哎，这个曾布是不能留了哈，不是我们皇上不讲交情。
我们来看看徽宗是怎么操作的。
徽宗上台之后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你看，又需要一位护送灵柩去陵墓的山陵使了。按照规矩，向太后这种身份，还应该是首席宰相当山陵使。曾布当时在宰相班子里排名第二，但是徽宗拿手一指曾布，还是劳烦你跑一趟吧。
你看，这就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信号。我们刚讲过，山陵使是一个很容易遭受攻击的活靶子，现在徽宗突然更改政治惯例，让曾布当山陵使，肯定就会有人猜啊：皇上是不是想让人攻击曾布啊？
搞政治的人对这种信号都非常敏感。包括曾布自己，他临走的时候就对徽宗说，我去了之后，一定会有合起伙来要搞我的人啊，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徽宗还说呢，这帮人怎么这样？真是岂有此理。
果然，曾布前脚刚走，攻击他的奏疏就到了。但是，徽宗不能因为这样的弹劾就罢免曾布。分量不够嘛。所以，攻击曾布的人反而被罢职。
从这个时候，一直到曾布被罢免的1102年，宋徽宗针对曾布就干两件事：第一，把曾布放到各种矛盾中，制造别人攻击曾布的机会。第二，表达对曾布的信任：我是支持你的。
一直到1102年的六月下旬，曾布跟各种人斗得自己都有点没信心了，专门跑去试探徽宗，说，要不我辞职得了。徽宗说，哎，你怎么能走呢？我正要仰仗你呢。而且，过不多久我就要升你的官，你哪能走？曾布说，我明天上完朝办完公事，我就引退了。徽宗说，别瞎费那个功夫。放心吧，不会让你走的。
这是六月的事，到了下一个月，又来了：蔡京找了个由头攻击曾布，哎，你怎么给你的亲家升官啊？你这是徇私啊。曾布不干了。两年来，只要曾布和别人对阵，徽宗通常都支持他啊，所以这回他也是理直气壮地跟蔡京吵，越嚷嚷态度越坏，声音越大，声色俱厉。吵着吵着，旁边突然有人喊了一句：曾布，你怎么能在皇上面前这么失礼！这时候你再看徽宗，一直对曾布和和气气的皇帝，突然把脸一沉，不高兴了。
对啊，布局这么久，徽宗好像就是在等这一刻啊。你曾布身为宰相，又是徇私舞弊，提拔自己的亲戚，又是在御前失礼，用这两条罢免你，应该够了。可以收网了。果然，攻击曾布的奏疏马上就到，徽宗顺水推舟批准，曾布罢相。
整个这个过程看下来，你会感觉，这宋徽宗真是一个高明的猎手，那么有耐心地引诱猎物进入圈套，然后又是那么敏捷地收网。权术高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宋徽宗运用权术的例子：他是怎么逼着向太后让步的？
这回难度又上了一个档次。为啥？因为向太后是徽宗的大恩人，没有她老人家的支持，徽宗不可能当得上这个皇帝。而且，向太后垂帘听政，也是你徽宗自己苦苦哀求得来的。除非向太后自己特别不恋权，主动不干政，否则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巧了！向太后表面上很谦虚，动不动就要撤帘还政，但实际上权力欲非常重，即使在表面还政之后，还是牢牢把着权力不放手。
有一次，徽宗对曾布诉苦，说，太后现在还是干政。外朝的人事任命她是不管了，但是宫里的事和宦官的事，都必须给她报告；所有奏章，都得送份单子给她看。稍微不如意，她就闹，就逼。
但是徽宗能怎么办呢？向太后，那是神宗的皇后，是徽宗的嫡母啊，在名分上稳稳地压徽宗一头。皇帝总不能和太后翻脸吧？
我们来看看徽宗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有士大夫陈瓘上书，不是指控向太后，而是指控向太后身边的宦官。太后一看，啊？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这不就是冲我来的吗？大怒，哭、闹、不吃饭。
那徽宗怎么办？妙笔来了：他处罚这位陈瓘，不仅处罚，而且是重罚。宰相们商量的处罚是把陈瓘贬为一个州的知州，但是徽宗说，那不行，看把太后气成那个样子，必须得重罚才行，大笔一挥，把陈瓘贬为在扬州看粮草的一个小官。
请注意，这可不是为太后出气，这是为了刺激台谏官。宋朝的台谏官的脾气，你懂的，反弹马上就来了。
先是曾布的弟弟曾肇要上书为陈瓘说话。徽宗亲自出场指挥战斗，他说，你呀你呀，你就想着要救陈瓘，这于事无补嘛。你要讨论太后那边的事儿，才有用啊。
而且徽宗还暗示说，曾肇啊，你哥哥曾布也准备出手说话呢。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咱们这儿说话要小心啊，太后的人没准就在旁边偷听呢。
这是暗示，我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们上，去逼着太后放权，我会领情的。
此言一出，果然，言官们的炮火就开始轰向太后，太后果然受不了了，说了一句：你们再这么逼我，我可就撒手不管了。
对啊，要的就是你撒手不管啊。翻过年来，向太后就病逝了。徽宗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你再看整个这个过程。徽宗干什么了？他公开做的动作只有一个：把言官陈瓘重重处罚了。说到天边去，这都是一个孝顺儿子该干的事儿——你得罪太后了嘛，我就要为太后出气。
至于他私下里指挥曾肇、曾布，去给太后施压，这些事儿都是在私人记录里才被保留下来的。
事后，徽宗对陈瓘非常满意，居然还送去黄金百两，以示感谢。陈瓘也感恩戴德，哭了起来。
这场君臣配合的大戏真是好啊：陈瓘打头炮，上书把矛头对向太后。徽宗跟进，故意把事儿闹大，激起朝中的反对声浪。紧接着再煽风点火，让各种势力给太后施加压力，最后迫使太后让步。一套拳法是借力打力，行云流水。
所以，宋史学者王化雨对这个阶段的宋徽宗有一段评价，我给你念念：
“徽宗年仅二十，却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极为娴熟的政争技艺。他极善于伪装、借力，遇事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假手士大夫来完成。这位少年君主的心术城府，令人瞠目结舌。传统史家均将徽宗视为昏庸之君，实则就操控权力而言，他的能力在两宋大多数君主之上。”
2
对于权力，很多人有个误解：觉得皇帝的权力既然无穷大，那还要讲究什么权术呢？
其实，皇帝是整个政治系统的拱顶石，他要顾忌的因素非常多。我在《文明之旅》1038年那一期，就介绍过饶胜文老师的一个中国皇帝的特征模型，你可以出门左转去参考。如果简单地说，中国的皇帝，他既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首领，要统领文武百官；还是国家最大的祭司，要负责和老天爷沟通；他还默认是个圣人，要做天下臣民的道德表率。
所以皇帝想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好，至少要在这三个角度上维持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让整个系统能正常运转，还要保持足够的威严，还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道德的形象。这三个维度缺一个——缺有效，权力办不成事；缺威严，权力没人怕；缺道德形象，权力守不住。对皇帝本人来说，这都是权力运用的失败。
所以，我们今天讲宋徽宗的权术，得先把道德批判放一边，一个人光是坏，是运用不好权力的。我们看他怎么走钢丝，艰难地维持那三个维度的平衡的。
举个例子，还记得我们蔡王赵似吗？当年章惇当着向太后的面，推荐要立的皇帝，就是他。后来徽宗当上了皇帝，而赵似没当上，这个人就成了一个麻烦。你说他对皇位有威胁吧，谈不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比徽宗还小一岁，手里什么都没有，他能干啥？你说他就是个寻常王爷吧，也不是，如果有人要造反，很容易就会把他当一杆旗子打出来。所以，蔡王赵似就成了徽宗心里的一根刺。
但是请注意啊，这根刺徽宗也不能拔。对啊，这是你亲弟弟啊，而且人家也没怎么样啊，你对弟弟不好，这不是“刻薄寡恩”吗？这四个字，皇帝的道德形象担不起。
我们来看看徽宗是怎么做的。
首先，必须有效掌控。那就严密监视起来喽。蔡王的任何一举一动，都有人报告。出门有人跟着，王府围墙有人看着，去哪儿吃饭，见谁了，都有人报告，包括王府里面到处都是眼线。有一次，王府里的一个小官，不定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反正肯定是对徽宗不敬的话，马上就被报上去了。这还得了，这叫“指斥乘舆”，大罪啊。问题是，这到底是这个小官自己的事儿，还是蔡王的事儿，可轻可重啊。
哎，这个时候，徽宗的第二个维度的平衡就来了：没事，没事，弟弟别怕，你正常工作，该上朝上朝。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家都知道你惹事了，你也知道自己惹事了，我就要当众告诉你：我可以不放过你，但是我终究还是饶了你。这大哥的道德形象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但是光是饶了就行吗？那皇帝的威严在哪里呢？
过了一段时间，徽宗说，昨天我在宫里见了蔡王了，现在状态可好了，还跟我反省以前的事，还谢谢我饶了他，现在也爱学习了。我特别高兴，我昨天严肃跟他说了四个字：“戒令勤读”。告诫他，一定要勤奋读书。你看看，是不是有个大哥哥的样子？
蔡京多会啊？马上就说，哟哟哟，这可不容易。自古以来，帝王家的兄弟一旦有了猜忌，一辈子都解不开。您这个度量，啧啧啧，古代的那些帝王可比不了您啊。周围的大臣们当然要继续跟进：要不您把这个事迹写成一张纸，当成是圣谕，以为万世之法啊？
你看看，到这一步，这个平衡才算建立起来：对蔡王的监管是有效的，蔡王对皇帝的威权心里是有数的，皇帝对外的道德形象是光辉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宋朝士大夫一直都有那种敢犯颜直谏的传统。比如，寇准有一次，跟宋太宗说事，说呛呛起来了，太宗把脸一拉，抬腿就想走，寇准上去就拽衣服，不能走，说完再走。太宗也没脾气。
宋徽宗手下也有这么一位，是一个言官，叫陈禾。有一次，陈禾弹劾了童贯。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重点说的大宦官童贯。徽宗肯定不高兴啊，站起来就要走。陈禾和寇准一样，上去就扯皇帝的衣服，听我说完行不行？结果，把衣服的下摆给扯脱了。当时场面就很难看。徽宗说，你把我衣服扯碎了哦。陈禾的金句来了：你舍得碎这一身衣服，我就舍得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马上神色一变，说，哎，你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这国家还能差了吗？旁边的宦官说，哟哟哟，衣服破了，换一件吧。徽宗说，哎，这件留着，用来做纪念，以后大家看到这衣服，就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直言敢谏的大臣。
漂亮！一个是直臣，一个是圣君，好一出对手戏。但是这就完了吗？直言纳谏吗？那童贯怎么办？由着这陈禾继续闹吗？那皇帝的权威怎么办？
第二天，就有大臣上奏，说这陈禾狂妄。徽宗说，那一码归一码，直臣是直臣，狂妄也确实狂妄，那就走流程吧，结果把陈禾贬到信州，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去收酒税去了。
你看看这一整套操作。三个维度：第一，系统运转的有效性，也就是皇帝想用童贯就能用童贯，没有受影响。第二，皇帝的威严立住了，敢在朝堂上闹出格，自己掂量后果。第三，皇帝道德形象，以及当时的几句金句，肯定要吩咐史官记录在案。三个维度，宋徽宗全做到了。
我读这个阶段的史料，就是这个感觉：宋徽宗从来不跟人翻脸，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但是，这十年间，他就用这套方法不断地收权、不断地立威，不断建立自己的道德形象，最后，他的权力达到了一种空前的高度。
他可以让一个宦官童贯长期掌握军权，他可以让另一个宦官梁师成长期参与朝政，他可以让一个叫朱勔的人搞花石纲，在东南搜刮财富。等等。北宋立国150年，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宋徽宗的权力甚至大到了，可以绕过朝廷的正式办事制度。说白了，连祖宗之法都可以弃之不顾，这就非常严重了。
本来大宋朝有一套完整办事流程：遇到事，大臣先上奏章，宰相班子在政事堂商议拿出方案，然后呈给皇帝定夺。皇帝拍板后，再起草正式诏令，交由封驳机构审核，审核通过，再由尚书省下发执行。全程层层把关，还有台谏随时监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用来避免任何人头脑一热犯大错的。
但是到了徽宗这一朝，什么办事制度？直接从宫里面批条子办事，这叫御笔：认得这一手漂亮的瘦金体吗？皇帝亲自写的，马上去办。
其实，中国历史上，皇帝直接写条子办事这种事很常见。但是所有人，包括皇帝自己都明白，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常用。
宋仁宗时候就有这么个事：有人托后宫的嫔妃到皇帝那里求官，仁宗说，好啊，我给你写条子，某人某人当什么什么官。那人拿着条子欢天喜地走了。但是到了办事机构呢，官员说，这玩意儿不是朝廷正式的文件，不好使。那些嫔妃就跑到仁宗那里撒娇，原来你说话也不好使啊？仁宗就笑。
所以你看，御笔不好使，正式制度不能绕过，这对皇帝自己也是一个保护。
宋神宗也喜欢用纸条来指挥，但是他清楚边界。他还强调过，我批的条子，要是不合规定的，要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审核啊。那些钻空子的人，咱们得处罚哈。
但是宋徽宗时期，御笔那是真好使啊，而且完全凌驾于朝廷正式的诏令之上。拿到御笔，胆敢耽误不办，马上就按大不恭论处，流放三千里。
表面看起来，这当然是皇帝权力的扩张。多好啊，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官儿想封谁就封谁，仗想跟谁打就跟谁打。可以说，整个宋朝的皇帝，包括太祖太宗在内，没有一个人抵达过这样的权力的巅峰。
但是，你懂的，权力集中到这个程度，反作用也就开始了。
首先一个副作用，这个好理解，就是宋徽宗想办什么事，再也没有制约机制了。比如，他后来发动对北边辽朝的战争，把中原葬送掉，也是他自己用御笔的小条子秘密指挥的。
所以后来宋徽宗把皇位让给宋钦宗。钦宗上台，马上就下诏，以后哈，不是朝廷正式机构按正规办事流程下的圣旨，一律不许办。再后来，宋高宗赵构即位，他的即位诏书，也是第一时间就保证，我以后，绝不会用自己的御笔来代替朝廷正式的命令。由此可见，徽宗之后的宋朝皇帝，都知道，用皇帝的条子来代替朝廷的诏令，这个事情搞不得，搞多了船是要翻的。
这个机制不难解释，就是癌细胞效应啊。癌细胞疯狂成长，把正常细胞的生存资源都挤没了，最后整个机体坏死，包括癌细胞自己在内，也都没有好下场。
但是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后果，还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站在徽宗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越是集中权力，权力反而越是被侵夺。
这就是连他宋徽宗自己也没想到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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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徽宗集权越极致，权力反而越被偷走。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今天就站在他本人的角度，替他盘一盘得失。
过去10年，他赢得非常彻底，也非常漂亮：没有伤害自己的美名，也没遇到什么反抗，就不声不响地把挡他路的人都搬走了，把约束他的制度都拆掉了。从权力的角度看，他登顶了。
但是，慢着，你会同时发现，他拢到自己手里的权力，也同时在被偷走。
还是拿御笔这事来举例：宋徽宗从宫里面递出来的一张条子，权威比朝廷的正式诏令还大。那好了，紧接着就会发生几件事。
第一，像蔡京、童贯这些人，想办自己的事儿，最好的方法就不是走流程，而是跑去找徽宗求一张条子啊。然后拿出去，拉大旗作虎皮。你懂的，领导写在条子上的字面意思，和你领会领导的真实意思，这中间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举个今天的例子，领导的条子上说，有这么个事，请你酌情按规定办。但是看纸条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定要办。有了这张条子，蔡京童贯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你就想去吧。
第二，既然条子能办事，那伪造条子就成了机会。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伪造的，就是徽宗懒得写，让身边的宦官代笔。那拿到条子的人，觉得字迹也不是很像，但这就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你认还是不认？只能糊里糊涂地认了啊。不认，万一这真是徽宗的意思，罪过大了。认错了，顶多是个失察之罪。要是你，你怎么选？
还有啊，既然皇帝的条子这么好使，那天下招摇撞骗的人可就有了机会了。写个条子，非说是御笔，到银库里取钱，或者到哪个衙门里办事，这样的人多了，难免就有成功的。有成功的，就会激励更多的骗子走上这条路。
所以你看，徽宗辛辛苦苦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他没想到，后果之一居然是：权力的偷盗成本变得极低。 这就好比一个人不信任银行，把所有的存款都压在自己床底下。他觉得这样最安全，结果方便了小偷一把全部抄走。越想完全控制，越容易完全失去。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蔡京。
前面我们说了，徽宗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朝堂上的一帮老臣全部清空，用上了蔡京。这在权术上，确实是神乎其技。蔡京名声那么不好，徽宗就敢用他，这本身就是皇权大增的证明啊。
确实，蔡京太好用了。他能干，他还没有底线，所以，借蔡京之手，徽宗可以予取予求。
有一次，徽宗在宴会上拿出华贵的玉器给大家看，说我又想用，但是又怕大家说太奢侈了。蔡京说了，哎，你这不是奢侈，你这是为国家长脸呢，要不北边辽朝的皇帝都用，显得咱们没有似的。该用就用，您是皇帝啊，全天下伺候你一个人，区区玉器，何足道哉？
这种话，你翻遍宋朝的史料，真的不会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宰相说得出口。但是蔡京可以啊，他没底线啊。
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宗拿捏得住蔡京。他经常给蔡京使点绊子，威胁要拿掉他，每到这个时候，蔡京就会跑到徽宗那里去哭，去磕头。这种事，也不会有任何宋朝的士大夫宰相做得出来。
那徽宗赢了吗？你跳出来一看，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徽宗其实患上了一种叫“蔡京成瘾症”，还戒不掉了。徽宗自己也知道，用这么个公认的奸臣当宰相，自己心里也腻味。但是，除了蔡京，谁也不能让您那么舒服、那么痛快，您也只好忍了吧。徽宗用蔡京，20多年，四起四落，每次都想说分手，但又好难说出口。到了宣和六年，这都1124年了，距离北宋灭亡就差三年了，蔡京当时已经78了，已经是老眼昏花，风烛残年，办事只能靠儿子。但即使是这样，徽宗还是离不了他。还是最后一次把他召回汴京当宰相。
你说，这是徽宗驯化了蔡京呢？还是蔡京驯化了徽宗呢？从徽宗自己的角度看——他赢了所有的政治斗争，但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既离不开、又永远不放心，既好用、又沾染了一身污名的宰相。这是赢，还是输？
我们这么一盘点，其实看到了一个很荒谬的宋徽宗。他赢了所有的战斗，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在战略上反倒落了一个大输之局。
那这种荒谬感怎么解释呢？
有一个概念，叫“局部最优陷阱”。什么意思？我给你一个画面：我四周都是山，我的目标是要登上最高峰。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每一步都要比脚下踩的地面要高。听起来合理，对吧？步步登高，总能登顶啊。
这么走，确实能走到。但很可能登上的，只是一座很矮的小山。
为什么？因为你的规则是每一步都要登高嘛，那当你爬到一个小山顶的时候，你的策略就穷尽了。你即使发现，我脚下的这座小山只有300米高，远处还有一个3000米高的，也没用了。你不能先下山，再去爬那座高山了，走下坡路，在你的算法里是不允许的。
那结果就是，每一步都“赢了”，但是最终陷入了一个我自己既不满意，但是也无法改进的困局里。这个规则，有一个名字，叫“贪心算法”。
宋徽宗这十年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贪心算法。他每一步都赢——都让自己手里的权力更大、更不受约束。 但他每一步的“赢”，都让他离一个真正可治理的国家、一个真正可信任的朝堂、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意志，更远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徽宗的故事，不仅为后来所有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教训，他也在提醒所有目标单一的人，所有在一个指标上过于勇猛的人：小心啊，赢了每一步的人，很容易被困在一个小山的山顶上啊。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109年，关于宋徽宗的一个荒谬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110年再见。
【致敬】
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马基雅维利——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家，还有他那本《君主论》。
给你读读马基雅维利议论君主权术的一段话吧。
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
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的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事，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财产的遗失，还要来得快一些。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绝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
一般提到《君主论》，很多人都觉得马基雅维利教的都是阴谋论、厚黑学，是教导君主没有下限的权术，没想到吧？马基雅维利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马基雅维利说，一位真正的君主，必须既是狐狸，又是狮子。狐狸识别陷阱，狮子震慑豺狼，缺了哪一样都不行。
宋徽宗他这十年，狐狸那一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清场老臣，借力打力，猎物自投罗网，自己温文尔雅。但是好可惜，他是一只完美的狐狸，却没有长出狮子的格局与定力。
致敬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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