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晋有朋友圈，他们的墓志就是最后的“置顶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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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晋夫人赵氏碑》是一方体量较大的砖（陶）质碑刻。该碑于永熙元年（290）刊刻，整高约80厘米、宽36厘米，碑阳铭文15行，满行25字；碑阴铭文2行，分别记录墓主籍贯与刊刻时间。尽管碑身已断为三截，但令人庆幸的是，其铭文保存得相当完好，字迹清晰可辨，受损极少，为后人研究西晋书法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范本。

《夫人天水赵氏墓碑》，西晋泰始四年（268），高27厘米、宽10厘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摄影/李文博

2009年，考古人员在出土该碑的墓葬中又发现了《赵仲南之碑》，亦为陶质，刻于元康五年（295），残高约65厘米、宽36厘米，碑文14行，满行19字。这两方碑志同穴而葬，即夫妇俩各有一碑，被学界誉为“西晋鸳鸯志”。

除了这种夫妇并置的“鸳鸯志”，西晋墓志中还存在更为紧密的“合志”与“同穴”现象。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制作的《荀岳墓志》，便是“夫妻合志”的典型。该墓志呈圭形，无纹饰，以青石精心刻就，四面均以隶书铭文，全文共计692字。其正面17行，不仅详述了墓主荀岳的世系生平，更收录了两份晋惠帝的诏书。墓志背面18行，系统附记了荀岳夫人刘简训的世系出身、儿女婚配情况等；而志石左右两侧，还补充了夫人卒葬日期及孙辈名字。将夫妻二人的身份信息与家族谱系刻于同一石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同文”。

刻于元康三年（293）的《裴祗墓志》则是一部悲壮的家族档案。志石记载，河东闻喜人裴祗，官至大司农，晋爵关中侯。墓志阳面隶书简明记录裴祗卒于元康三年七月四日，享年六十七岁，十月安葬。阴面竟然标示了家族四位成员在同一场变故中的安葬位置：太夫人的灵柩安放在西侧墓室；裴祗的灵柩位于北侧墓室西面；其妻马氏的灵柩位于北侧墓室东面；女儿惠庄的灵柩则安放在北侧墓室东入口旁。志文虽未明言死因，但一家老少三代四口人同日而亡、同时入葬的事实，结合当时正值“八王之乱”、洛阳地区朝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不难推测他们很可能是这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西晋裴祗墓的墓志其下有榫插置于墓室内的长方形石座上，志文为隶书，刻在正背两面。墓中埋葬裴祗一家老少三代四口人，亡于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三年（293），其时正值西晋“八王之乱”初期，推测他们很可能是这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摄影/身在北海北

《裴祗墓志》，西晋元康三年（293），高43厘米、宽20厘米，厚4厘米，现藏洛阳古墓博物馆。摄影/北一

一位“淑质清和”的士族女性

上述这些形态各异的合葬墓志，印证了西晋“聚族而葬”的礼俗。1930年出土于洛阳的《菅洛墓碑》，则见证了一位士族女性在礼教规范下的真实生活图景。

这方珍贵的石刻出土于河南洛阳城北门外后坑村（今老城区翠云峰街道），刻于西晋永平元年（291），通高约59厘米，宽25厘米，整体形制小巧精致，是西晋墓碑小型化的典型代表。其碑首呈圆弧形，上刻三条弧形晕线，晕线下端饰有简化的卷云纹或几何纹饰，有汉代高规格墓碑的遗风。碑身与碑首一体雕刻，整体造型酷似祖先牌位，完美适配墓中安放的实际需求。

《菅洛碑》，西晋永平元年（291），通高约59厘米，宽25厘米，出土于河南洛阳北门外后坑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摄影/李文博

碑文结构完整，分碑额、碑阳、碑阴三部分：碑额以篆书题写“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碑”，字体规整庄重；碑阳刻隶书志文11行，每行16字，详细记述墓主生平；碑阴刻隶书四言颂词7行，每行10字，抒发亲属哀思。全文语言平实朴素，既延续汉代墓碑“记”与“铭”并置的传统，又形成简洁凝练的西晋墓志文体特征。

根据碑阳文字，墓主菅洛，字胜，代郡人（今河北张家口蔚县），生于233年，卒于290年，享年58岁。她出身“督孝之门”，属于深受儒家礼法浸染的官宦世家，17岁（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时嫁与徐君。

在夫家的41年间，菅洛“淑质清和，恭诚朗识”，性情谦和温婉、聪慧明礼；“祇奉姑舅，接事夫主”，侍奉公婆恭敬有礼，对待丈夫柔顺忠贞；“整修中匮，仆御肃然”，主持家事井然有序。其品行得到家族与乡邻的广泛认可，“姻族慕其义，父党贵其行”。

在旧时的正史叙事中，普通女性的身影几乎被完全淹没，而《菅洛墓碑》的视角让后人得以窥见中层士族家庭的婚姻制度、女性教养与丧葬习俗，令一位湮没于历史长河的女性，重新拥有了清晰的生命轨迹。

永平元年（291）二月十九日，由大女婿崇主持，将菅洛附葬于洛水西南的徐氏家族墓地。志文中记载菅洛卒于“泰康十一年五月廿七日”，这处纪年存在明显疏漏，晋武帝太康年号仅行用十年（280—289），次年（290）即改元“太熙”，历史上并无“太康十一年”。刻工或因武帝长期使用“太康”年号的惯性思维，沿用旧称，又将“太”字讹写为“泰”。这一看似微小的失误，实则折射出西晋基层社会对年号变更的滞后反应。

宫闱深处的温情与权谋

公元290年是西晋政局剧变的关键之年。当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惠帝司马衷即位。惠帝暗弱，被任命为太傅、受命辅政的杨太后之父杨骏与皇后贾南风实际操纵着皇权，晋朝的多事之秋自此开始。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简称《徐义墓志》），便将视角直接拉到这场风暴中心——波诡云谲的西晋宫廷。

这方立于元康九年（299）的名志，墓主正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乳母徐义。它不仅记录了贾南风夺权初期鲜为人知的宫廷秘辛，更以其精湛的笔法被誉为“隶书极则”，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徐义墓志》于1953年出土于河南洛阳老城北五股路小学院内。志石为圭首方趺，高90厘米，宽51厘米，体量宏大。正面刻文23行，满行33字，背面16行，满行23字，保存完好。此志虽以隶书为基调，但横画起笔方切如折刀头，捺脚厚重而撇画劲利，结体由扁方渐趋纵长，楷意已萌。它是西晋“洛阳体”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样本，代表了当时官方书体的演进方向。

《徐义墓志》，西晋元康九年（299），圭首方趺，高90厘米，宽51厘米，厚8.4厘米，出土于河南洛阳老城北五股路小学院内，现藏河南博物院。摄影/小麦

徐义在《晋书》等正史中名不见经传，其生平事迹全靠这方墓志才得以重见天日。然而，她却是“毒后”贾南风一生最信任的人。贾南风是西晋开国权臣贾充之女，因丈夫晋惠帝司马衷的软弱愚笨，她“专制天下，威服内外”，最终引爆了“八王之乱”，开启了中原数百年的大分裂局面。史书中的贾南风妒虐残暴，但在私下里，她真正依赖并厚待的人，除父亲贾充外，便是从幼年时期就哺乳抚养她的乳母徐义。

志文记载，徐义身世凄苦，“乡里荒乱，父母兄弟终亡”，流离辗转，后嫁于太原徐氏。甘露三年（258），她被选入贾充府中，尽心哺育贾充之妻郭槐的两个女儿——长女贾南风与次女贾午。随着贾南风入主东宫、册立为后，徐义也随之入宫，成为贾后最亲近的依靠。志文深情地写道：“有论道，非美人不闻；寝食，非美（人）匪卧匪食……润洽之至，若父若亲。”可见两人之间有着如亲母女般深厚的情谊。

徐义因哺育皇后之功备受礼遇，封号逐步晋升。她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发生在永平元年（291）三月九日的宫廷喋血之夜。当时晋武帝驾崩不久，太傅杨骏借机独揽大权，甚至隔绝内外，意图加害贾后。危急关头，徐义“设作虚辞”，编造借口将贾后带离险境，使其得以脱身。此后，晋惠帝下诏封徐义为美人，其子徐烈也被擢升为太子千人管。从流民孤女到获封宫廷诰命，徐义凭借智慧与胆识，完成了阶层的跨越。

元康八年（298），徐义去世，享年78岁。此时正值贾后专权的鼎盛时期，墓志记载贾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并赐予皇室专用的棺木（秘器）、寿衣及巨额钱财。可惜，这份温情不过是乱世中的短暂插曲。仅仅两年后（永康元年，300），贾南风便在“八王之乱”的腥风血雨中，被赵王司马伦废为庶人，以金屑酒赐死于洛阳金墉城。

这方以雅驯骈文写成的墓志，不仅是一篇感人的传记，更是一手史料：它填补了《晋书》对杨骏之乱细节的缺失，直观呈现了贾南风冷酷恶毒之外的别样性情；文中记载的后宫封号、东宫官制等，也是研究西晋宫廷制度的珍贵材料，让我们在残暴的权斗之外，看见西晋王朝更真实、更有人情温度的一面。

《左棻墓志》里的才情与孤寂

在中国历史上，兄妹皆以才名传世的寥寥无几，东汉班固、班昭，南朝鲍照、鲍令晖之外，便是西晋的左思与左棻。鲍照曾言：“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左棻的《离思赋》《白鸠赋》辞清韵雅，名动京师；其兄左思则以笔力雄健的《三都赋》，成就“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

《左棻墓志》刻于西晋永康元年（300），高27.3厘米，宽14.3厘米，形制虽小，笔法却劲健爽利，兼具西晋隶书的端庄与向楷书过渡的灵动。志文开头即言：“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贵人也。”背面则详录了她父祖兄嫂的信息，不仅纠正了《晋书》将左棻父亲误记为“左雍”的错误（据志文，其父为左熹，字彦雍），更与史书互为参证，成为研究西晋士族与文学的第一手资料。

左棻自幼好学，才华横溢，名声仅次于其兄。晋武帝司马炎闻其才名，于泰始八年（272）将她纳入后宫，先封修仪，后进贵嫔。深宫并非才女的乐土，史载左棻“姿陋无宠”，她入宫只是作为帝王的文学侍从——“帝重棻辞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左棻存有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多为应诏而作。其中，《离思赋》堪称绝唱。这篇赋是左棻为回应兄长左思的《悼离赠妹诗》而作，赋中“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道尽出身寒微的谦卑；“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写尽了深宫长夜的孤寂。她以清丽的笔触，抒发了骨肉分离的悲怆：“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后，如前文所述，西晋迅速滑向了血腥的深渊。贾后发动政变诛杀杨骏、独揽大权的那场“永平之乱”，彻底打破了宫廷的平静。这之后，又是贾后乱政、太子被废杀的乱局。左棻作为前朝妃嫔，在夹缝中艰难苟活。直至永康元年（300）三月十八日，体弱多病的她终于结束了在深宫中近30年的孤寂生涯。同年四月，她被安葬于峻阳陵西徼道内。

“家族情义”的自然流露

通过天水赵夫人、菅洛、徐义、左棻等墓志，不难发现，在西晋出土墓志中，女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荀岳（与妻刘简训）、裴祗、张朗等以男性为主的合葬墓志中，女性身影同样清楚可见。

其实，以考古发现来看，西晋时在墓中存放墓志的行为并不普遍。日本学者福原启郎认为，西晋墓志的出现，除了受到“禁立墓碑”的政治影响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特定的社会、家族和情感需求。它并非强制性的丧葬规制，而是伴随着家族迁徙与葬地选择而产生的。许多贵族和官员离开本籍，聚居在京师洛阳。受皇帝赐地、战乱阻隔或主动选择等因素影响，他们去世后往往无法归葬乡里。这种“离乡背井、客葬异土”的状况，便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土壤。《华芳墓志》中所言“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这个“假”字，道尽了暂时寄葬、魂归故里的渴望。在无法落叶归根的现实下，墓志便承担起在异地确认死者身份、世系及其与生者家族关系的重要功能。

至于女性墓志占比突出的现象，更折射出西晋墓志与东汉墓碑在制造动机上的本质区别。东汉墓碑多为“门生故吏”集资所立，旨在彰显墓主的功绩与社会地位，带有强烈的公共属性；而西晋墓志则是以家族为主体，其核心功能转向“安魂”与表达生者对死者的私人情感。因此，为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制作墓志，成为这种“家族情义”最自然的流露。

这种情义的纽带，在女性墓志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左棻无直系后代，其墓志由兄长、著名文学家左思制作，铭文凝聚的手足深情，与他生前写给妹妹的《悼离赠妹诗》一脉相承；徐义墓志由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为其乳母制作，贾南风视其“润洽之至，若父若亲”，墓志便是这份“如亲子般亲情”的物化表达；《华芳墓志》由其丈夫王浚作文，字里行间尽是对亡妻的缱绻追思；而在裴祗墓志中，一家三代同日而亡、同穴而葬的惨烈记录，更是将那个动荡年代的家族悲欢永远封存。这些石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愿望：即便生死两隔，身处异乡，生者仍希望通过这一方青石，让家族成员在地下依然相处在一起。

这，或许就是西晋墓志在冰冷与动荡的时代洪流中，留给我们一份历史的温情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