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华的背面是什么？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20年的节目，带你追问一个反常识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繁华富庶的时代，却会在最富庶的地区，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抗？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0年，这是大宋宣和二年，大辽天庆十年，大金天辅四年。

这一年，大宋和金朝的谈判还在继续，双方都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联手把大辽给灭了。四月份，宋朝派遣的使节来到大金，路上正好遇见完颜阿骨打出兵去打大辽。完颜阿骨打说，先别谈联盟的事儿了，你跟着队伍一起走吧，先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看完了，你再想想大宋该怎么办。这是要先露两手，然后再谈合作的条件，典型的自信者的做派。这次女真人要打的是上京。那是什么地方？今天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是大辽五京当中建成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都城，也是他们契丹人的老家。这么重要的地方，完颜阿骨打亲自坐镇，居然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打下来了。把大宋使节看得一愣一愣的。

既然女真人这么有实力，还有啥可犹豫的？宋金双方联手灭辽的意向，这一年就算定下来了。

既然要联手灭辽，你大宋倒是准备出兵啊，但是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大宋的南边出事了：十月份，方腊起义在浙江爆发。到了十二月，起义军居然还攻占了杭州。这就严重了。杭州在大宋的地位，那叫“东南第一州”，经济规模稳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开封。大宋朝的民变虽然偶尔会有，但是能闹到这么大的，百年罕见啊。

宋徽宗没办法，只好先搁下北伐的念想，把本来准备联金灭辽的资源，调去打方腊。到了第二年，方腊起义才被剿灭。徽宗觉得，方腊起兵的青溪县，这个地方居然出刁民，看来是需要教化啊，来，改成叫“淳化县”吧，后来到南宋的时候又改叫淳安县，一直用到现在；还有就是青溪县所在的睦州，和睦的睦，你都造反了还和睦？来，改叫严州，严格严肃的严；再有就是歙州，因为方腊起义也波及到这个地方，也改名，改叫“徽州”。

有人说，徽州是宋徽宗把自己的庙号赏赐给了这个地方，这肯定是不对哈，庙号是死了之后才有的，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并不知道自己是徽宗啊。这个“徽”字既有美好的意思，也有三根绳子绑在一起的意思，有没有这种可能，潜意识里，是要对这个地方的人上绳子，严加管束。你看，方腊起义的影响，通过这几个地名，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一般是觉得，王朝末年，朝廷腐败，民穷财尽，老百姓揭竿而起很正常。但问题是，历史上许多王朝末期的大动乱，往往先从生态脆弱、流民聚集、国家控制又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撕开口子。明末陕西、晚清广西，都是典型。可方腊起义不一样。它发生在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为什么一场大规模起义，会从王朝最重要的钱袋子里爆发？

有人说是因为花石纲，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但是花石纲是下一年才正式取消，我们放到宣和三年再聊。今年我们就追问一个问题：江南那么富，老百姓为什么会造反？甚至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宋徽宗的时代，确实给我们一种很分裂的感觉，人口在增长，国家财政状况也不错。蔡京不是跟徽宗说过吗，国家有的是钱，你可千万不要没苦硬吃，随便花。如果你看过我们《文明之旅》1103那一期，你会发现，宋徽宗甚至还有余力在全国上下搞全民福利呢，这既不像是残酷的时代，也不像一个穷困的时代，那奇怪了，老百姓为什么还是会造反，而且是在最富裕的地方造反呢？

大宋的税收

我们一说起王朝末年，往往脑子里就蹦出来几个词儿：豺狼当道，虎豹专权，所以才民不聊生。好像老百姓过得惨，就是因为君主特别残暴。

你要是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宋朝的君主是真不残暴。

别说仁宗那种道德表率了，就拿宋徽宗来说，在宋代君主里面，他算是名声最差的，都说他奢侈腐败，但是你去细看史料，遇到天灾水旱，他也会忙着赈灾，遇到奢华的东西，他也不太敢用。有一次，他当众拿出一些玉器，还说呢，这些东西是好，我想用，但又怕别人说我太奢华了。还有一次，皇宫里要修房子，需要用到金箔。徽宗就拦着，将来房子坏了，这些金子又不能回收，何必搞这个事儿呢？谁提的这个建议，就罚谁。你看，当皇帝的不能瞎花钱，他至少是有这个意识的。

你可能会说，这也太虚伪了吧？他搞花石纲，他造园林艮岳，他画画，他喝茶，他搞收藏，他玩瓷器，哪样不花钱？哎，这事儿蔡京还真给他打过圆场，蔡京说，陛下您啊，声色犬马一概不喜欢，你就是喜欢山林竹石这些很雅的东西，一些破石头，人家都不要的东西，您才玩。至于对民间有些骚扰，那是具体的官员不会办事才导致的。

这么一想，还真是，过去的帝王，好吃喝、好美色、好打猎，所谓声色犬马，宋徽宗还真是不怎么沾，他即使腐败，那也是另辟蹊径的。这至少说明，儒家道德对一个皇帝的约束，宋徽宗也是在意的。你可以说他虚伪，但他肯定不是一个残暴的君主。

那问题又来了，大宋朝不穷，君主也不残暴，为什么还是会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贴近去看权力的细节。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有一本书，叫《社会权力的来源》，里面就把国家的权力分成了两种，一种叫专断权力，说白了，这是一种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权力，君主想杀谁就杀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种权力，叫基础权力，它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而是渗透进社会、通过社会才能行使的权力。

这个分类很重要，比如说收税这事。过去，我们脑子里总有一个叙事：传统社会，朝廷横征暴敛是因为君主残暴，他的专断权力大嘛。但是分类之后你会发现，横征暴敛不仅需要心狠，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有能把税收上来的基础权力。粮食长在地里，老百姓住在家里，你得有一套系统，才能把民间的财富搜刮到自己手里，而且还得可持续，还不能把老百姓逼到造反。社会系统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基础权力就大不了，发狠也没用。明朝就是典型：它的专断权力很强，皇帝可以随便摁翻大臣打屁股，廷杖，但是基础权力很弱，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而我们现在讲的大宋朝正好相反，它的专断权力确实是被儒家意识形态和各种祖宗之法管住了，但你要是看基础权力，宋朝不仅强，而且在中国古代王朝里，它甚至强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你就看一条：商业税。在宋代之前，朝廷一般都重农抑商。过去我们经常觉得，傻不傻？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嘛，你想要国家富强，就应该鼓励商业，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才能收税啊，怎么还能抑制呢？但你站到古代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他不是傻，他是没有那个能力。农业税多好收啊，庄稼长在地里，跑不了。而想把商业税收上来，需要的是另一套能力：你得有能力在道路码头设卡，你得能把商人组织进行会，你得能设计出复杂的利益双赢机制。太难了。农业税是韭菜，有把镰刀就能割。而商业税是兔子，没有猎枪就很难抓到。

而大宋朝廷就擅长这个。简单看一组数字。宋太宗的时候，农业税占总税收的65%，其他什么商税和专卖收入占35%；而到了宋真宗的时候，这两个数字大概就是一半一半的比例了。到了宋神宗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拉开，农业税只占30%了，商税和专卖收入占70%了，成了赋税的主力了。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的商业类税收的比例能高到这个程度。

那奇怪了，大宋的皇帝哪儿来这么大本事呢？其实也是逼出来的。

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简单说：你是个老百姓，站住！我看看你身上都有什么值钱东西？哦，你种粮食，那交粮食，这叫“租”；你媳妇还织布，拿来，这叫“调”；还有啥？没了？你不还有个人吗？你能出力气服劳役嘛，如果不直接服役，也可以交纳绢布来代替，这叫“庸”。所谓租庸调，就是把普通老百姓吃干抹净的这三种手段。但是你发现没有？前提是这个老百姓得站在那里，让你搜身，这就是均田制的作用了——国家把土地分给个人，相当于把老百姓挨个栽在花盆里——你的土地在这里，你跑不了。管理这套系统的，就叫“籍”，户籍的籍。人是谁？地在哪？各种东西该交多少？三本账全在一个“籍”字里。

这套制度本来运行得很好。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籍乱了，人和地的账对不上了，只好废掉，改用两税法。说白了，人管不住，我干脆就不管了，但是土地还在那里，一年夏秋两季，我就问土地要收入，所以叫“两税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型，简单说，就是国家的收税模式从收人头税，变成了收资产税。

等到宋朝皇帝接手天下的时候，再去控制人身，已经做不到了，但是他们发现了另外一条增加税收的办法：我不控制人身，我去控制交易啊，我在交易中抽成啊。

他们很快发现，这条路好是好，但是技术含量有点高，首先，不是手里有把刀，就能收税了，得学会和商人双赢，得设计非常复杂的制度；还有，税率不是定得越高越好，有时候税率定得低，交易量放大，总税收反而更高。这就是所谓的“拉弗曲线”嘛，相传这是经济学家拉弗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来的。但是你看，宋朝人早就摸到这套理论的边儿了。还有，就是要鼓励各种要素的流动，流动越多，交易就越多，税收就越多。所以，宋朝制度有一种总体倾向，就是把土地、劳动力、粮食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东西，然后在每一笔交易上抽税。为什么我们对宋朝有一个总体感觉，好像比较自由，就是这个原因。

举个例子：在唐代的时候，老百姓要想离开本土，必须要到官府申请通行证，这叫“过所”，上面要写清楚，你是谁？同行的都有谁？年龄相貌什么样？都带了什么？去哪儿？要干啥？都得写在上面。一路上经过所有的关卡，都要查验。没有这张“过所”，店家也不能接待。从秦朝一直到唐朝，都有类似的制度。而到了宋代呢？你就看当年的刘太后——宋真宗的皇后，曾经垂帘听政10年——她早年是四川人，银匠龚美的妻子，从老家出来，沿长江而下，从扬州再到开封，一路卖艺为生，绕了大半个中国，还能在开封汴京当个“汴漂”，就这份儿人身自由，在宋代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宋代推动这种自由，是系统性的。比如，宋仁宗天圣年间就下过一道诏书，针对江南地区，说佃农干完活儿，想走就走，如果主人家胆敢拦着，你们就去县衙门告他。

所以，宋朝佃户的日子相对好过。苏东坡就说：遇到水旱灾荒什么的，地主家必须要想办法照顾佃户，这倒也不是什么好心。但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佃户寒了心，将来不在你这儿干了，也是地主的损失。你看，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好处。

好了，说到这里，咱们必须把那副玫瑰色的眼镜摘下来了，千万不要把宋朝想象成现代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宋朝廷推动各种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那反过来，如果限制自由可以增加税收，你猜他们会怎么做？比如盐、茶、酒这些物资，如果控制住了物资本身就可以控制交易，那怎么会有自由？

就拿开封城的酒楼来说，给大家的印象，那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到一家叫白矾楼的酒店，那叫一个神往，我给你念念：“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这是开封最大的酒楼，每天的客流量在千人以上。但是这样的酒楼背后，有一套非常森严的管控制度。宋仁宗时期，曾经专门给白矾楼下过一道诏书，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白矾楼愿意买扑——买扑就是包税，一年一大笔钱整个交过来，当然这种包税也是需要招投标的，价高者得——那你就可以自己酿酒了，而且朝廷可以划拨三千家卖酒的小铺子给你，他们只准批发你的酒去卖。

你听出来了，这里面当然有自由市场的成分，比如买扑招投标，但是背后仍然是对资源的垄断，那三千家卖酒的小铺子，当时叫“脚店”，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再往背后看，更是一套严刑峻法。我给你念一下谌旭彬老师《大宋繁华》中的一段：“违背酒曲之禁，城郭之民私自造酒超过20斤者，乡村之民私自造酒超过30斤者，一律公开处死；民众拿着私酿之酒进入京城50里内、进入西京洛阳和州城20里内，只要超过5斗一律处死；凡有官署卖酒之地，只要携带的私酒达到一石，也一律处死。”

你看，这就是大宋朝的独特的市场景观：乍一眼看过去，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繁荣、热闹、自由，是白矾楼的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而这片灯烛的后面，则是一套复杂、严苛的垄断制度；再后面，仍然还是一把凶暴滴血的刀。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大宋财政的这两个面相，好像一个温和善良，一个凶恶贪婪，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情感色彩都忘掉，这就是大宋朝的强大的“基础权力”的社会基础。

奥地利经济学家葛德雪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国家不可能不同于其财政制度。”是的，要理解一个国家，别看它宣称什么，看它的账本。一个国家怎么筹钱、怎么花钱，决定了它和社会是什么关系、采用什么治理模式、以及最终长成的样子。

汲取式繁华

好了，理解了宋朝税收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继续追问那个问题了：为什么看起来很富庶的大宋朝也会把老百姓逼得活不下去？而且越是富裕的地方，老百姓反而越是会崩溃？

其中的一个答案，就藏在宋朝的这种全新的财富汲取方式里。

你想，如果国家以田赋为主要汲取对象，那全国的税负是大体稳定的。你有多少田，我就找你收多少税嘛。税基和税率都相对稳定。那好了，越是贫穷的地方，老百姓本来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生存底线很容易被击穿，一旦有个天灾水旱，马上就活不下去，只能扯旗造反。

而宋代不一样，宋代财政的顶梁柱不是田赋，而是各种商税和专卖制度。这个时候的汲取逻辑就不是“你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粮”了，而是“哪里商业发达，哪里有特产资源，哪里就被抽得越狠”。浙江是什么地方？不仅富裕，而且因为有平原有山地，还出产生漆、茶叶、瓷器等等，是完美的垄断资源抽税的对象。再来看方腊是什么人？是一个有点产业的人，家里有一片漆树园。这也是宋代财政抽水机正好要对准的人：你是生存在交易链条上的中产嘛。所以，在宋代的汲取制度下，这些人很容易被击穿底线的。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破除一个误区：千万不要觉得，宋代既然是在市场流通中抽税，那它一定会对商人好，扶持商业，培养商业。不不不，那是发展型社会才有的观念，政府和商人是合作关系，大家要双赢。宋代毕竟还是传统社会，用司马光的话说，天下的财富总量是基本恒定的，不在民就在官。所以，在政府眼里，商人是什么？是家畜啊，我养你是为了杀你。养肥你和要杀你，互相之间不矛盾。这不就是宋太祖说的那句话吗？富人们的钱，那是我暂时放在他那儿，他替我看着的。什么时候国家有需要，他们就得拿出来，说到底，那是我的。这就是宋代财政汲取的特点：它不是平均用力地刮地皮，而是把税收的对象指向当时的有产者。

前面一些期的节目，我们反复提到蔡京特别会为宋徽宗搞钱，怎么搞？找老百姓加税？太慢了。还是把富人，就是那些养肥了的猪，拖出来杀了方便。

举个例子，宋代的盐钞，本来是一种非常精巧的制度设计。商人把粮食物资运到边关，官府发给盐钞，就是一种提货凭证，商人再拿着这些凭证去盐场提货去卖。这是一种一举三得的办法：边境获得军粮、商人获利、国家省下转运费。所以，盐钞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家信用凭证啊。大商人手里动辄就有几十万贯的盐钞，这就是他们的金融资产。

但是蔡京上台后，直接就冲这些资产开刀，方法简单粗暴：你不是刚拿到盐钞吗？直接宣布旧钞作废，要换新的，你要换就得加钱，反复折腾很多遍，最后的结果就是，商人要用原来三倍的钱才能拿到相应的盐。你拿不出钱换新钞？那不好意思，旧钞作废啊，官府没收了。所以有的人，早上还是富商呢，晚上就沦为乞丐，上吊的、跳河的大有人在。蔡京善于理财，很多钱就是这么来的。

事实上，宋代的商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里的经营主体，他们是被严格控制在一个汲取网络里的。就拿开封城的商人来说，每一个商人都要加入官府办的行会。你也别以为进行会的都是什么大商人啊，不，你就是在开封城的街上提瓶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都得加入官府组织的行会。王安石有一次就对宋神宗讲，老百姓苦啊，我家就雇过一个阿姨，说她有个儿子能够做饼卖，但是没有钱加入行会，一直也开不了张。你看，宋代国家汲取的吸管，一直是伸到大街上的每一个小摊上的，只要有交易，有钱的流动的地方，国家财政就会盯上。但是请注意，设立这些行会，可不是为了保护商人利益，而是为了方便官府从商业交易里抽钱。

王安石也观察过这个现象：如果是外地商人运茶叶来开封，那就要先拜码头，去请茶叶行会的大商人吃饭喝酒，再把手头的好茶亏本卖给他们。行会点头了，他才能把剩余的茶叶卖个好价钱。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行会欺负小商人或者外来户吗？不这么简单，自然有人会欺负行会里的大商人，谁啊？朝廷啊。比如说，有些买卖没有利润，但是官府需要，那就“责办”啊，责成某某某商人给办。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米商叫曹赟，被责办采购糯米500石，他完不成任务，只好上吊自杀。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逐级抽血的机制：行会的控制者们吸外来商人和底层商人的血，把自己养成一个大血包，然后官府来了，以最方便的方式，再把行会的血一把吸走。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会这么黑暗吗？这不就是明抢吗？朝廷连基本信用都不讲，长此以往，还有商人敢碰生意吗？

这是拿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去套古代权力市场的逻辑，是典型的认知偏差。你想，赌场从概率上注定久赌必输，为什么永远有人去？股市里七亏二平一赚是常识，为什么还是前赴后继？不是有一句名言吗？“有50%的利润，资本就敢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说到底，在权力主导的特许市场里，信用从来不是做生意的前提，利润才是。只要利润足够诱人，只要风险不是百分百砸在自己头上，就永远有人抱着“富贵险中求”的心态赌一把。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有两个天生矛盾的目标，一边要建立规则、维护市场，把财富蛋糕做大；另一边又总想凭借垄断权力，把自身收益最大化。说白了，养鸡生蛋和杀鸡取卵，两种冲动同时存在。但是，对于皇权垄断下的市场来说，没有所谓的悖论。

就拿刚才说的盐钞来说，盐钞从来不是和商人平等签订的商业合同，而是皇权下放的特许经营资格。规则我定，解释权也在我，财政宽裕时跟你讲规矩，缺钱了就改规则收割，在皇权的逻辑里根本不存在“违约”这一说。

当然了，朝廷也自有分寸：它不会彻底废掉盐钞制度，不会把所有商人一次性逼死。就像赌场永远要造出几个一夜暴富的赢家，只要“靠盐钞发家”的故事还在，这个提款机就永远有新鲜的逐利者涌进来。

我们对大宋朝一般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诗酒风流，物阜民康，富庶啊，繁华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要穿越到古代，我要去宋朝。那么，请问这种繁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谌旭彬在这本《大宋繁华》里算了一笔账。唐代的人口峰值是7000万，北宋的人口峰值，就是宋徽宗时期的1亿人，要知道宋朝的地盘可是远远小于盛唐的，所以折算下来，宋朝的人口密度是唐朝的两倍。人口增加，再加上市场自由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了，再加上技术创新带来的粮食亩产的提升，宋代的财富总量确实有很大的增长。

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宋朝的财政汲取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说白了，就是把全国的财富抽取出来，然后再重新分配的能力太强了。宋代纯依赖税赋供养的人数暴增。就说官员数量，宋徽宗时期达到51000多人，是唐代开元年间官员数量的3倍。别忘了，大宋还有百万级别的常备军，这也是靠财政供养的。还有，宋代官员的收入比唐代也要高上几倍乃至几十倍。再把相当大比例的军人和官员堆到一个开封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才是我们看到的《清明上河图》里的大宋繁华。

开封的灯火不是假的。但是，点亮这些灯火的，有两种燃料：一种是民间生产和交易创造出来的财富；另一种，是国家把全国财赋、军饷和官俸集中到首都以后形成的消费。前一种，是从经济发展里生长出来的繁荣；后一种，是集聚出来的繁华。我把后面这一层，叫作“大宋特色的汲取式繁华”。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也行啊，朝廷用一台超强抽水机，对富人下手，毕竟放过了底层的小民，这结果没准也是一种公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宋朝的小民到底过得怎么样。

难忍的本能

听了前面的内容，难免会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大宋朝廷玩的是一种“打鼹鼠”游戏，谁有钱、谁出头就打谁。所以，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兼顾了社会公平的汲取系统。

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首先不要忘了，宋朝的社会结构里，可不止是有富人和穷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层，就是官僚士大夫。他们是大宋朝的统治基础，这才是大宋朝真正要优待的对象。

宋朝扩大了科举的规模，但是请注意，进入官僚集团的主要入口并不是科举，而是“恩荫”，也就是官宦子弟们凭借血缘关系直接做官。根据南宋嘉定六年的一个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26.1%，远比不上恩荫出身的56.9%。所以，扩大科举，只是给底层人提供了一个上升通道。而宋代体制的根本特征，不只是有上升通道，而是一旦上升到了体制内，就会有保障。宋代基本不杀士大夫，这是一种安全感；子孙可以恩荫当官，这又是一种安全感；还有，当了官，好处可不仅是权力和俸禄，而是享受各种税赋与劳役免征的特权。那这些经济负担转嫁给了谁？当然就是体制外的普通百姓。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富人”，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人，而是权力体制之外的相对有钱的人。剥夺他们的目的，不是补贴穷人，而是要养比他们更富的人。

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面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他说，大宋朝给官员的待遇是真好啊，是富养统治基础啊，“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对官员的优待唯恐不足，那与此同时当然就是，对老百姓，是唯恐从他们身上汲取太少，“此宋制不可为法者也”。这就是宋代制度为什么不能效法啊。

我们再带上放大镜，到细部去看看，宋朝社会底层的那些所谓的富户，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以前也讲过：宋朝把农村的主户按财产分成五等，差役的重担主要压在上三等、尤其是一二等户头上。后面的，你穷嘛，就不用承担了。要知道，宋代的差役，什么征税、运输物资这些活儿，一旦有个闪失，是要拿自己家产去赔的，老百姓闻风丧胆。把这些活派给民间比较富有的人，听起来合理吧？是一种抑制贫富分化的好办法吧？

但这其实是想当然。

首先，在农村，什么样的人家资产多？就是人多的嘛，说白了就是没有分家的。只要能分家，我就一口人，马上就不是前四等了，那就不用承担差役了。那怎么才能分家呢？长辈死了就可以。宋神宗的时候，韩绛有一份上书就提到，有这么一家子，两个男丁，父亲和儿子。父亲说，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准备去死，咱家只剩你一个人，你的户等就降了，你就不用去当差服役，可以免于冻饿而死。说完父亲就上吊了。江南还有人家，想尽办法把祖母嫁出去，长辈不在了，咱家就能降低户等了，就可以不被摊派差役了。这就是乡村所谓的富人。

还有一点，所谓贫富，那是比较而言的：所谓分几等，那也是在一个乡里分。假如一个乡比较穷，那所谓的富人，其实也就是其他乡里的中等户，让他承担最重的差役，更容易破产。所以这套制度下，越是穷的地方，老百姓变穷的速度越快。

所以你看，把财政汲取的管子插到社会的底层，表面上只针对富人，但最终的结果是，谁也不敢致富，所有人的处境都在向极端的贫穷坠落。

南宋学者朱熹讲过一句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历朝历代盘剥老百姓的法子，我们大宋朝一样不落，全有啊，所以才有了后面的靖康之乱。这句话听起来奇怪，靖康之乱，不是因为外敌入侵吗？怎么能怪到财政汲取制度上呢？

离1127年越来越近了，这个阶段，我们讲任何话题，本质上都是想为靖康之乱提供某个侧面的解释。朱熹说，靖康之乱就是因为刻剥之法，是有它的逻辑的。

宋朝为什么要刻剥？因为要养兵。百万常备军啊，军费要吃掉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要喂饱这台机器，就得把历朝历代发明过的搜刮手段一样不落全用上。那这么搜刮下去，换来了什么呢？首先并没有换来一支强军。更重要的是，把宋朝内部掏空了。本来宋朝就把财力兵力都收归中央，等到金兵南下的时候，沿途州县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用，地方上也没有钱组织防御、犒赏军队、修缮城防。所以，这么大的宋朝才会一触即溃。

外敌决定战争来不来。而内部的体制，才决定战争来了，国家亡不亡。朱熹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一个南宋人替北宋写的尸检报告：死因不是金兵的刀快，是自己的血，早就被抽干了。

有人可能会问，大宋朝的财政汲取，是一种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能力。100多年了，这种敲骨吸髓的盘剥的后果，大家也应该都看清楚了。尤其是这一年，方腊起义在富庶的浙江爆发，大宋朝廷为什么不停手呢？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给你讲个寓言故事吧。

话说有一只蝎子要过河，自己不会游泳，就央求河边的青蛙背它过去。青蛙说，我不背，万一你中途蛰我一下，我不就死了。蝎子说：我蛰你？你死了，我也淹死了啊，我又不傻。青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让蝎子爬上自己的背，往河对岸游。游到河中央，蝎子还是蛰了青蛙。毒液发作，青蛙开始下沉。临死之前，它百思不得其解：你为什么要蛰我？现在我们俩都得死了。蝎子说：对不起，我是蝎子。我忍不住。这是我的本性。

是的，这世上很多恶果，往往并不是因为谁在主观作恶，而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它忍不住。这是它的本性。

这是在公元1120年，我借着方腊起义，为你追问的大宋朝悲剧的起因。到了下一年，1121年，我们再去追问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劣政——花石纲。我们下一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歌德和他的代表作《浮士德》。

浮士德跟魔鬼订了约：只要他对任何一个瞬间说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他就输了，灵魂归魔鬼。

给你读一读浮士德最后说出这句话的那个段落吧：

绿色的田野结满果实；

人畜在新垦地上都感幸福，

勇敢奋发的民众垒起高丘，

移居者会得到它有力保护。

任外边狂潮汹涌，冲击岸壁，

里面仍是一片人间乐土；

……

于是少年、壮年和老年人

不惧风险，在这里度过有为的年辰。

我愿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一群——

在自由的土地立足的自由之民。

那时对眼前的一瞬我便可以说：

你真美啊，请停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