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生”毕业到底包不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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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李存有《赠陈九成游国学》一诗，其中“肥羊大饼午不饥”“愿君努力积分数，他日锦衣当昼归”之句，虽语近俚俗，却恰好道出了国子监之于天下读书人的双重诱惑——衣食无忧的优厚待遇；由此登仕的锦绣前程。

然而，要享用这一切，代价亦不菲。监生们日复一日地坐堂、背书、复讲、应考，所求者无非一个“出身”。

而从国子监到官场，这条晋身之路究竟有多长、有多难？

《观榜图》（局部），明，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应是某人模仿仇英风格绘制，展现了众考生等候放榜、殿试入场等景象。明代国子监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依然靠科举进入仕途

学而出仕

如果依照明初的规定，一个国子监生在一年的12次考试里若都拿到优等，一年可积12分，每次考中等，可积6分。按一年内积8分为及格、与出身的标准，则一个监生在一年的考试中，最快在8次考试都考优等，或者至少4次考优等、8次考中等才能及格，获得出身。若一个监生从初级班正义、崇志、广业学起，达到及格，获得出身，最快也需3年8个月的时间，几乎与如今的大学本科常规学制时间相等。

北京国子监“正义堂”。国子监东西六堂有等级之分，像正义堂就属于初级班的教室

学子在国子监里如此经年累月的勤学苦试，目的也很清晰——能够早日“毕业”，踏上仕途。譬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到了大德十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此后，国子监岁贡额形成定制。岁贡的待遇极好：“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与科举进士相同。

不仅如此，元代的国子监，还有一条伴读入吏的出仕途径。《元史·选举志》里又有记载，“自初二十人岁贡二人，后于大德七年定四十人岁贡六人，至大四年四十人岁贡四人，延祐二年岁贡八人为淹滞，既额设四十名，宜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这就是说，国子监每年都有伴读入吏的名额，经多次调整，最后定为八人。具有资格的八人又须根据成绩排队，前四名可出任六部官，后四名则只能任地方学官。

这两种渠道通算在内，每年元代的国子监都有十余人能够出职或入吏。在元代科举并不常开，而且通过科举途径每三年也只有数十人入仕的情况下，难易悬殊，不啻云壤。国子监当然会令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当时的户部尚书李彦将要出使，临行前将其外甥翟允学送到国子监，师从国子司业贡师泰游。泰游对此颇有感慨：“生将淬厉以为文耶？则尚书方驰骋汗漫以鸣于时；将博览以为学耶？则尚书方贯穿闳衍以扬于朝；其或出此，而犹欲钩玄摘奇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选？则又尚书之所已能者。”在他看来，文章、学问、科举这三条路李彦都是行家，翟允学用不着到国子监来求索。国子监的价值在于，这是一条不经科举便可出职入吏的捷径。

明、清两朝立国之初，也出现过类似的国子监—官场“直通车”的情况。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从各府、州、县送入国子学的学生中“取其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以期大用。这一年，明廷择国子生试用之，巡行列郡。凡能胜任职务者，在交差后就被用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洪武六年，又令吏部选国子监生授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洪武十年，将试用于郡县的国子监生皆授为县丞或主簿。最引人注目的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当然，出现如此之多的官职空缺，与当年“蓝玉案”起，“族诛已万五千人矣”可能也有关系。

《明状元图考》，由顾鼎臣等人编撰，内容包含自明太祖洪武年间以来各位状元的人物小传以及画像

洪武二十九年（1396）六月，明廷又确立了历事（实习）制度。监生必须在取得历事出身后才能经铨选出仕。究其原因，是统治者认为，“学者博通书史，犹必练习时务，然后服官分政，可见施行”。这时的国子监学生，只要坐堂圈七百之上（出勤满700天）、升入率性堂（高级班）后积分满八分，并且“历事”合格后，就可以依次拨历。按《明会典》的记载，监生“历事”的考核分为四类：才力不及者，送还国子监读书；奸懒者，发充下吏；勤谨者，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者再历。考语被评定为“勤谨”就算合格了。直接出仕也因此成为明初监生的一条辉煌出路。所谓“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

无独有偶，清代初期国子监生的出路也出奇得好。原因其实与明初类似，元明、明清鼎革的大规模战乱，使得天下初定之后，中低级官员匮乏。为巩固政权，统治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就投向了文化素质颇高的国子监生。因此顺治初的十年，是清代国子监生的“黄金时代”，不仅得官快，而且多能得正职。但与明代的情况不太一样，此时，四品以上美职多被旗人占据了，所以清初的汉国子监生也就做不到像明初三品、四品的中级官员，而多任知州（从五品）以下官。每年四月十五日廷试后，即按等授官，考得最好的用为知州，稍差一点的用为府的副职或知县，成绩中等的用为州的副职、县丞或教官。叶梦珠在《阅世编》里便因此感慨，“本朝之顺治九年、十年以前，岁贡铨选与进士等。”

科举正途

但好景不长。随着科举制度的正常化和朝廷对人才需求的相对减少，国子监生直接出仕变得越来越难，到永乐以后开始出现监生淹滞现象。弘治以后，则出现“举贡（监生）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的情形，监生入仕也就渐渐转向科举。后来清初的情况，也正与此相仿。

其实，国子监生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在唐代就有了。《唐六典》记载：凡六学学生每年年终参加监试，监试及第者报至祭酒，再由祭酒统一上报于尚书礼部，每年仲冬与乡贡共同参加科举考试。如“郭震……十六，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这就是在国子监学习后，通过考试进而入仕为官。宋代科举制度发达，科举登第成为进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径。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的人数也非常之多。胡瑗在太学任教时，科举考中者“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明初恢复科举制后，监生又可参加科举考试，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举行殿试，朱元璋因监生任亨泰廷对第一，特召祭酒宋讷加以褒谕，并命人撰写进士题名记，刻碑立于国子监门前。“（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以监生许观会试、殿试皆第一，召国子监官褒奖之。”可见监生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

话又说回来，在很多时候，国子监生在科举考试里也享有一定的“特权”。譬如元代开科举之后，生员也需参加。这当然提高了考试难度，但个中奥妙在于，国子监生员参加会试名额初为100人，后增加至120人。其产生方法仍然为考试积分。考虑到国子监生员总数不过460人，录取比例已超过1/4。而全国11个行省17处乡试考场甄选会试名额才300人，且实际从未满额，一般录取200人左右，实际录取比例低于1%，文化昌隆的南方三行省尤甚。两相对比，实在是云泥之别。

而明代永乐朝之后，南北国子监生可以分别参加南北两京的乡试。自宣德七年（1432）开始，在依解额（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固定名额）录取时期，北京顺天府的乡试解额一直与南京应天府一样居全国之首。而且监生的试卷须单独编号，以“皿”字为首，称“皿字号”。这实际上就是给予了监生们单独录取的特权。万历十六年（1588），礼部在《覆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疏》中说，“两畿额设三十名，以待国学四方之士。”可见这些解额就是留给南北国子监监生的。

明朝高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进入国子监读书，作为出仕的第一步。图中复原的是父亲叮嘱儿子在国子监万不可懈怠的情景。摄影花白，出镜长风、石雪明，场景支持贵阳阳明祠

在北直隶顺天府，这一特权所带来的录取率优势还不太明显。因为明代顺天府乡试中试者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包括国子监监生在内的外省人占各科取中举人的比例在全国各处乡试中是最高的，甚至其大部分解元也都是由外省人考中的，即万历时沈德符所说：“顺天乡试，大抵取南士为解元，盖以胄监多才，北人不敌……”但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江南一带号称人文渊薮，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国子监生就不见得能够胜人一筹。隆庆元年（1567）时，明廷实行改革，两京乡试监生卷各革去皿字号，而与其他考生一样统一编号。结果却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并由此引起南京国子监生的骚乱，明廷不得不恢复了两京监生参加京闱单独编号的制度，以维护这一群体在乡试中的录取名额。

因为中举人的监生颇多，国子监在明代会试中的成绩也很不错。有人统计，从正统十年（1445）至隆庆五年（1571）之间120多年间，由监生而成为进士者占进士总数的32%以上，比例高得惊人。

相比之下，清代的国子监生就逊色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捐监泛滥，国子监生的人数膨胀过多。有许多人就是为取得乡试资格，花钱捐个例监而应乡试，如《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连个秀才都不是，结果在捐监后却考取了举人、进士。清代乡试也给国子监专门名额，“皿”是监字的代号。顺治年间，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编“北皿”字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编“南皿”字号，北、南皿中额均为36名，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编“中皿”字号，二十取一。之后，各朝累有加恩，年取中数亦不过百人。因为有捐监之例，名义上取得国子监生资格的人数常达到几十万，获得科甲功名的难度也就愈来愈大了。

另有出路

除了参加正规科举，清代还为人数愈来愈多的国子监生考虑了另一条出仕的途径。这就是“考职”。顺治十一年（1654），给事中孙柏龄奏准期满肄业生“听吏部会同内院、礼部公同考试，以定职衔”。从此，开始进行考定职衔。为了改善官僚队伍的素质，清廷还于雍正八年（1730）下令，之后不准用“监生捐纳职衔之人”。乾隆以前，每年举行考试一次。乾隆三年（1738）决定，每三年考试一次。凡考职入选者，恩、拔、副贡生一等者以州同用，二等者以州判用，三等以县丞用；岁贡及优贡、捐纳贡监生一等者以主簿用，二等以吏目用。但这些州县佐贰，需要按照成绩名次，排队等候空额。道光以后，因仕途壅塞过度，考职之例停止。国子监生便少了一条出路。

维持时间更长的，则是从学生到教师——充任学官。这一做法始于宋代，“元祐三年又以上舍、内舍生为之，至崇宁元年分太学正、录二员，以隶外学。由是郡学亦稍以斋生充补”。元代继承这一做法，并将范围扩展到学正、学录、司乐、典籍、管勾及侍仪舍人，使之成为国子监学生的一条重要出路。

明代也以国子监生出任地方儒学的教官。这些地方儒学教官有品级，故而监生如能经考选任教官也算一种“出仕”。监生出任教官要经过朝廷的考试。譬如，洪熙元年八月乙酉，“行在礼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余员，太宗皇帝时曾选监生除授，今请于两京国子监推选五百人如旧，于翰林院考试，分别等第，以次铨除。’上可之。”

清代也有这样的规定，顺治十一年，吏部议定：“岁贡愿就教职者，咨送吏部，会同内院廷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罢岁贡生廷试之例，令各省学政循次考准，咨部补授训导”。雍正八年则决定，“恩、拔、副榜、岁贡生，肄业三年期满，使充教职，给发执照，回籍候选”。而且，乾隆元年议准，已考职的贡生未补缺的，“有愿就教职者听。”这等于是将学官作为考职的备选。

但教职也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雍正、乾隆时的名臣孙嘉淦就指出，“伏查各省拔贡来京，三年期满咨部，别无录用之途，止有复设教谕一项。于十一缺之后叙用一人，计其得官之日，必需二三十年之久。”若是有国子监生三十而立之年才去候选教职，如愿以偿之日，恐怕也不免“范进中举”之叹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子监生，也不免去做一些临时性的事务工作。雍正九年时，清世宗“欲于在京官员人等内，拣选老成明白者数十员，命往陕西、内地州县办理宣谕化导之事，年余可竣，即著回京办理”。这件事情的缘起，大约与曾静在雍正六年（1728）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将其逮捕送京有关。出乎意料的是，雍正帝最后赦免了曾静，并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行全国，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为此，“国子监祭酒等在选拔贡生内拣选二三十员”，协同庶吉士前往。鉴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去做“宣谕化导”这种事恐难以服众，所以需要“老成”者。虽然这只是一桩临时性的差事，但皇帝既然答应“若好，加恩议叙”，意味着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出仕机会。

通常来说，国子监生从入学到做官有着漫长的距离，步入仕途难度不小。连唐代大名鼎鼎的韩愈都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无论是哪个朝代，全国官缺有限，上至尚书、侍郎、督抚，下至知县、训导，皆有定额之数。国子监年年有产出，官场岁岁有定额，这一多一少之间，监生壅滞便是迟早之事，终成历朝历代绕不过的困局。

参考文献：

申国昌《生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

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

杨现昌《明代国子监若干问题研究》

王建军《元代国子监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