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家是如何绝地反击的？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07年的节目，将从大儒程颐冷清的葬礼现场讲起，带你看看几个无权无势的读书人，如何为中华文明重新夺回灵魂的底色。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7年，这是大宋大观元年，大辽乾统七年。

发现没有？大宋今年改年号了。为什么要改？就因为去年天上出了一颗彗星。这是上天示警啊，老天爷对宋徽宗的表现不满意啊。宋徽宗把手一挥：好吧，那前面的不算数，咱们再来一局。皇帝重开一局，最简单的方法，可不就是改年号吗？

上一个年号叫“崇宁”，崇尚熙宁，意思是要崇敬他爹宋神宗那个火热的变法年代。新年号叫“大观”，这个词儿出自《周易》——“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你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姿态的区别：“崇宁”是仰着头崇拜先人，“大观”是低下头俯瞰众生。毕竟当了七年皇帝了，徽宗要开始“做自己”了。从这个年号里，你也看得出来徽宗这个人的偏好——他喜欢漂亮的字眼，喜欢堂皇的姿态，喜欢一切看上去华贵高远的东西。

今年还有一件事，咱们得顺便提一句——蔡京又回来了。去年蔡京刚刚被罢相，今年就又官复原职。蔡京这个人太能干，所以徽宗对他是又防着、又离不开。你等着看，这对欢喜冤家反复分手、复合，后面还有好几次，到时候我们会说到。

而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们要把目光从开封挪开。我们要向西，去洛阳。这一年10月，一代大儒程颐在洛阳家里去世了。有个你熟悉的成语“程门立雪”，主人公就是程颐：

两个学生冬天来拜见他，程老师正在屋里闭目静坐呢，两个人不敢打扰，就立在门外等着。等老师睁开眼，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深。现在的中国人但凡要讲到尊师重教、求学心切，都会想起这个典故。

到了这一年10月，程颐已经病重垂危了，一个学生走到床边对他说：“先生啊，您这一辈子讲的学问，今天这个时候，正好用得上啊。”那意思：我要学习一下，你是怎么用这一生的学问，来面对死亡这个大难题的。程颐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缓缓吐出了六个字：“道，著用便不是。”我这辈子追求的是一个“道”，道这个东西只要一沾上“用”这个字，它就不是道了。这就是一代大儒程颐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你听着这几个字，有没有觉得耳熟？

对，公元1101年，东坡先生临死的时候，也是讲了一句话，叫“着力即差”。学生劝他要努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东坡说，不对，这事儿不能努力，一努力就不对了。

你看，一个说“着力即差”，一个说“道，著用便不是”。表面上看，这两个老人都很豁达：别使劲、别功利、看开了。但你仔细品：这哪里是豁达？这是较真。

两个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跟一句话较真。死神都已经进屋了，他们还要把学生口中的一点点小偏差修正过来，才肯撒手。他们对自己一辈子相信的东西，真是守护到了最后一秒。

按说，像程颐这样的当世大儒，而且还给宋哲宗当过老师，这样的人物去世，应该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吧？并没有。因为程颐的名字，就刻在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那块碑——“元祐党人碑”上。这个时候的程颐，他的学问被明令禁止的，他的身份也是一个犯了错误正在被朝廷处罚的官员，所以他死的时候，门庭非常冷落。那么个大儒去世，一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敢在祭文上签名字的，只有区区四个人。大儒邵雍的孙子，跟程颐算是世交，也只敢乘着夜、摸着黑，一袭素衣，一匹白马，去程颐的墓地，偷偷地吊唁一下。所以，在当时人看来，程颐去世，不过就是在洛阳死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学究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历史，当然知道，他这一死意义重大。在中国思想史上，程颐是所谓“北宋五子”之一，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个人合称“北宋五子”，程颐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送别程颐先生，回头看看这五个人——他们合起来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开创的理学，对中华文明到底产生了怎样影响？

绝地反击

我知道，今天聊这个话题有点风险，大家一听什么“理学”，内心难免反感。清代的时候，戴震就说“理学杀人”。到了五四时期，鲁迅那本《狂人日记》里不是说了吗：“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至于我们现在对理学的印象就是：裹小脚、立牌坊、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没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确实就是程颐说的。

这么腐朽的东西，我们今天还有必要了解它吗？

但是，了解思想史的趣味就在于，我们不仅要看到一种思潮老化后、僵死后的衰败之相，我们还要回溯到它诞生的源头，看看它到底为什么而生，它在反对什么，它在捍卫什么，它又包含了哪些崭新的、充满生机的、拦都拦不住的新东西，以及它骨子里的那点悲壮的色彩。别忘了，我们现在可不是在理学僵化的明清时代，我们还在北宋，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最精彩的一个段落。所以，咱们不妨放下对理学的厌恶，先来看看北宋五子这群人。

我先简单给你捋捋，他们都是谁：

北宋五子中的第一位，周敦颐，就是写《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个人，他是1073年最先谢世的；

第二位，邵雍，也就是那位民间打卦算命先生的祖师爷邵康节先生，他是1077年，去世的；

同一年还走了一位，张载。就是那个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的大儒张载张横渠；

再过了8年，1085年，程颐的亲哥哥程颢也走了。

你算算，到此，北宋五子中的四个人全部谢世。接下来就是漫长的22年，只有程颐一个人还活着，直到这一年去世。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人有一个共性：生前一点也不显赫。周敦颐做了一辈子小官；邵雍连官都不做，就住在洛阳一个小院儿里，靠司马光这些朋友接济，还给自己的小院起了个名字叫“安乐窝”；张载呢？说的话那么有气势，但其实，他辞官之后，回了陕西老家，一边种地一边讲学，你当时要是遇见他，就是陕西田间地头儿的一个老农民；程颢程颐这对兄弟那么有名，也只做过小官。跟我们以前说过的北宋那些大思想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比起来，这几个人真的是默默无闻。

思想市场也是一个残酷的进化场。北宋时期，最强势的儒学流派是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还有一个儒学流派是所谓的“蜀学”，蜀就是四川嘛，三苏父子的学问，那是当时的大网红。其他还有司马光的“朔学”等等说法。可是到了后世，最终胜出，成为朝廷官方意识形态的偏偏是几个寒门书生搞出来的理学。你不好奇，他们这份成就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因为是理学，最终打赢了一场中国本土文化的反击战。反击谁？佛教。

我在1067年的那期节目里说过，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大。

有几个重大的人生问题，比如，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死后会怎么样啊？原来中国的本土思想家，孔子庄子这些人，都没有系统性回答。现在佛教来了，不仅回答了，给的答案还特别新颖，思辨的水平还特别高。这一下子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吸引过去了。

但佛教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首先是大量的人因为信佛教，出家了，不种地了，挣了钱也捐给寺庙。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对社会经济当然是巨大的冲击。

但是这还没完。下一层的冲击，是对中国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结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佛教让人把头发剃了出家；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让人别结婚别生孩子；中国人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各安其位，现在佛教来了，说，嗨，众生平等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幻觉，你爹不是真的你爹，只是前世因缘；你儿子不是真的你儿子，只是业力投胎。家、国、天下，归根到底都是“执”，是要超越的。如果这套东西深入人心，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秩序就会荡然无存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层冲击，还是对文明底色的冲击。这才是最要命的。

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做什么，而在于它觉得什么最重要。

中华文明的根本判断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终极的。父子、君臣、朋友不是手段，好好对待他们，本身就是目的。种地、修路、治国、写诗，做这些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而佛教的根本判断正相反：这个世界、这些关系，都是要超越的。超越了它们，你才到达真正的终极。它们是路，不是目的地。

这两个判断，是没法调和的。一个文明只能选一个作底色。那么，我们这些中华文明的后世子孙可以想想，我们要哪一种？

有人会说，文化这种事没有优劣之分啊。是的，文化不能强行分优劣，但是文明的竞争确实是分强弱的。注重来世的文明，没有什么不好，但很难变得强。人要是把资源、心力，都投注到“来世”了，那还会为“今生”的这个世界艰苦奋斗吗？面对强敌的时候，人到哪里去寻找意志力和组织力，坚守不退呢？

我记得当年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导游就问我：你注意到没有，你在埃及看到的那些恢弘的古迹，都是为死人准备的，什么金字塔，卢克索神庙，其中没有一所是供活人居住的。为啥？因为对古埃及人来说，今生的意义只是为死后做准备。活人的生活？凑合活着得了，不值得费劲。最后这个导游说，所以，今天生活在埃及的其实是阿拉伯人，古埃及人早就消失了。

如果中华文明在佛教的牵引下，整体走向注重来世这一边，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崩溃、不是政权倒台，甚至也不是社会秩序的崩塌，而是——中国就不再是那个对人世抱有深切热情的中国了。那个会写“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中国，那个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国，那个会操心修运河、救灾民、搞科举、写史书的中国会慢慢变成一个向内转、向彼岸看、对现世冷淡的中国。

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说佛教不好，我也不是在说其他文化不如中国文化，但作为中华文明的子孙，我扪心自问了，如果我有得选，我不要那样的中国文化。我还是要那个山川壮丽的、万物有情的、热气腾腾的、人间值得的中国。

如果你的选择跟我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宋朝的士大夫，你看见佛教兴盛成那个样子，会怎样地痛心疾首啊：

佛教来到中国，从东汉初年到现在，差不多1000年，它那么温和、那么迷人，一点点地渗透进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底层。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官员，白天还在讲忠孝节义、还在孝顺父母、还在忠于皇帝，还在秉持一套儒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晚上回家官服一脱，在书房里参禅，他心里知道，白天那些都不是“真的”，都如梦幻泡影，都如露亦如电。这叫什么？这就是心灵秩序的瓦解，这就是文化根基的动摇。

到了中晚唐的时候，有一批士大夫开始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最先发起中国本土文化反击战的，是韩愈。宋代人为什么那么崇拜韩愈？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问题摆到了面儿上，坚决反对佛教，坚决维护儒家的道统。皇帝要迎佛骨舍利到长安来供奉，韩愈说，这个破玩意儿，烧了得了。态度就这么刚。

打个岔——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们尊称先秦的大学问家，孔子、孟子、庄子，都是取姓那一个字儿，唯独“韩非子”要用两个字“韩非”？其实以前韩非子确实是尊称过韩子的，只不过在后世儒家的心目中，韩愈才是“韩子”，至于那个法家的韩非，不好意思，跟你不熟，让让路，你加个字儿吧，这才叫的“韩非子”。

但是坦率地说，韩愈能拿出来的，也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以及一个绝不退缩的态度，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办法。为什么？你想，这是思想问题，是精神世界的挑战，光给皇帝上几份奏章，说几句狠话是没用的。

在唐代的时候，自从有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儒家经典的诠释就被固化了。一固化，自然就僵死。而佛教在当时扮演的，反而是活力四射的思想解放者的角色。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什么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层出不穷，风起云涌。

宋朝的时候，有一次，王安石问张方平，问你个问题，你说为啥孔孟之后，中国就不怎么出大思想家了呢？张方平说，谁说没有？有啊，比孔子还高明呢。王安石懵了，谁啊？张方平念了一堆名字，什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谁啊？全是唐、五代的高僧。然后张方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儒家啊，这一门啊，太寡淡无味了，这些高人都收拢不住啊，所以，都信了佛教了。

我听鲍鹏山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写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写到东晋南朝时候的谢灵运，我就不敢往下写了。为啥？因为到了唐朝以后，中国最杰出的、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头脑的这些人，都那里去了？佛教。而我不懂佛教，所以我不敢写。

现在你明白韩愈的处境了，不是问题不严峻，而是对手太强大。好了，星移斗转，到了宋朝，北宋五子登场了。是他们，加上南宋的朱熹等人，竟然前赴后继地打赢了一场绝地反击。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重建大厦

好了，现在北宋五子出场了。

这几个人，其实兜兜转转都能扯上点儿关系。其实关系挺近的：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程颢比程颐大不到两岁，他俩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周敦颐，是他们少年时请教过的前辈；张载，是他们的亲表叔，有血缘关系；邵雍，则是他们一辈子的朋友。

但是，他们几个人的性格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们从严肃到松弛，把他们给排一排。性格最刚、最严肃的是程颐：我认的规矩就是死规矩，我讲的道理全是硬道理。不听我的，我跟你急。他给宋哲宗当老师的时候，哲宗岁数小啊，春天折了根树枝在那儿玩儿，程颐就不干，你这什么行为？这是伤了老天爷的好生之德啊。是你一个皇帝该干的事儿吗？太皇太后、宰相听见这事儿都摇头，一个小孩子玩个树枝，你至于的吗？

跟程颐比起来，他哥程颢的性格就要柔软得多。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嘛，程颢程颐兄弟去参加一个酒宴，席间有妓女。程颐当场翻脸走人。程颢照吃照喝。第二天程颐还在气头上，质问他哥。程颢笑着说：“昨天酒席上是有个妓女，但我心里没有啊；今天这屋子里没妓女，你心里反而有一个。”这个故事有很强的禅宗意味，应该是后人编的，但也说明这兄弟俩给人留的印象。

程颢的性格是风趣的、放松的。有人问程颢的一个学生，你跟老师呆了一个月，什么感觉？这学生说，我就像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一样。多会用比喻！

跟这兄弟二人相比，张载就要更松弛一些了，官儿不做了，回陕西老家种地、做学问，有点在黄土高原上直接面对天地的气质，要不怎么能写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么有气魄的句子？他做学问的路数也有意思，先把心里的问题列出好几千个，然后一个个地写答案。半夜醒来，有心得了，哪怕能改一个字，也起床改一下。他还说呢，“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你看，这真叫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啊。他是这么个朴实厚重的风格。

跟张载比，北宋五子的又一位周敦颐，活得就更轻松了，要不怎么有《爱莲说》那样的文章呢？他把自己这辈子活成了一幅宋代的文人画。黄庭坚对他有这么几个字的形容：“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说这个人啊，胸襟开阔，明亮得就像云彩散了之后的月亮一样。

好了，最后一位，邵雍。他是北宋五子中最有松弛感的一位，从来没做过官，有机会就坐着个小车出来玩儿。他在洛阳城里人缘也极好，大家看到他的小车，都请他进屋吃吃喝喝。有人请邵雍来家里住，就说，嗨，皇帝有行宫，你家不是叫“安乐窝”吗？你就把这儿当做“行窝”吧。他被后人看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你看他这个做派，确实也活成了活神仙。

我之所以要跟你讲几个人的性格的差别，是想说，他们刚好活成了五种姿态。无论是像程颐那样，血气方刚地要改造世界；还是像程颢那样，温和待人但是有自己的持守；抑或是像张载那样，想退回自己的内心，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或者像周敦颐那样，用审美驱散世道的喧嚣；或者像邵雍那样，不受拘束地悠游在人间——无论是哪一种人，只要是儒家士大夫，这个时候都一样面对佛教带来的挑战。他们好像不约而同，用各自的禀赋，在各自的方向，分头完成了一次突围。那真是一场“分开走，一起打”的漂亮的本土文化反击战。

那他们都干了什么呢？我自己的体会，是两个重大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放得下”。放下什么？放下和佛教争辩和纠缠的心态。

原来，儒家想赢得和佛教的竞争，你总得先了解佛教嘛。《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只要你去了解佛教，一进去就会发现这是汪洋大海，而且还特别有魅力。才智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沉溺其中。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我的办公室的墙上就贴过这么一句话：“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你越想跟对方争斗，就越容易被对方的逻辑绑架。像佛教这样的内力雄浑的对手，他逻辑那么强大，进得去，可不容易出得来。

所以像程颢就说了，干脆不理他们。我们做自己的事儿就完了。程颢还打了个比方，佛教那些说法，就像淫声美色，你考验自己干啥呢？敬而远之不就完了吗？不沾染就没麻烦。这个道理就像是希腊史诗《奥德赛》里的那个故事：

遇到歌声美妙的海妖，你就把耳朵堵上，把身体绑在桅杆上，不听不看不转账，这才是度过劫难的好方法。

请注意，这可不是什么鸵鸟政策。

程颢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佛教的道理是错的，那我们把对的道理说出来，不就行了吗？思想竞争不是“拳击赛”，一定要击倒对方，思想竞争是“选秀赛”，做好自己的事儿，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就赢了啊。这种策略，用程颢的话说，就是：“我的道理一旦站住了，吾理自立，还用得着跟他们争吗？”这不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那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吗？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突破，斗争战略对头了嘛。这是所谓的“放得下”。接下来的一重突破就是“拿得起”了。

拿什么？把佛教的那套框架拿来啊。

我们以前就说过，佛教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回答了很多中国本土思想里没有的问题。那好，你那张卷子借我看看？我看看都有什么题目？你的答案，我全都不要。你的题目，我重新答一遍。最后交给老师评，看谁的分数高。

那都有什么题目呢？最根本的，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本体论”；再上一层，人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认识论”；再上面一层，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论”；还有，最末端的，抵达这种理想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也就是所谓的“功夫论”。这种分层还有很多种说法，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北宋五子说了，你不就是这些题目吗？我们分头做卷子啊。我们就把握一个根本的分歧就行：你佛教以“否定现实世间、出离解脱”为终极目的。我们反过来，以“肯定现实人伦、守护现世世界”为终极归宿。那答案肯定不一样。

那这五个人的卷子，到底答出了什么呢？

北宋五子的学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我们这期节目肯定没法讲全。咱们就举一个例子——理学的这个“理”字，这是理学的招牌嘛。看看就围绕这一个字，北宋五子做了什么样的理论建设。

什么叫“理”？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背后有一套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自己就那么运行着的道理。日月更替、四季轮回是理，水往低处流是理，春天草木萌发是理，父慈子孝是理，看见小孩快掉到井里你心里一紧也是理。这个理，不是哪个皇帝定的，不是哪个圣人传的，也不是哪个神规定的。它就在那儿，自己就那么对。我估计北宋五子要是看到牛顿、爱因斯坦的成果，也都会鼓掌，对啊，你看我们早就说了吧？世界运行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就是理！

别小看这个字，有了它，理学就有了和佛教打擂台的武器。

比如，佛教说这个世界是“空”，你看见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水中月、镜中花，没有真东西。理学就说，这个世界不空，它有理。日月更替、四季轮回、父慈子孝、人有恻隐之心，人人都一样，哪里都一样，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理，它们不是幻觉。

再比如，佛教说人生是“苦”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谓“诸行无常、诸漏皆苦”嘛。但理学说，不不不，人生是值得过的。无论你是做父亲还是做儿子、也无论你是种地还是写诗，你做的每一件事，只要和那个最深的“理”合拍，都符合天道。

佛教又说了，人生解脱要靠“出世”，要超越，要去彼岸。理学说，用不着啊。理，就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就是修行；把当下的人做好，就是悟道。

你看，佛教把人的目光引向世界之外。而理学用这个“理”字，重新把人的目光世界之内——这个世界是真的、是有意义的、是值得你认真过的。有了这个字儿，儒学和佛教就可以有来有回地打擂台了。

我必须说一句，这一期节目，把佛教放在北宋五子的对立面，是为了凸显思想竞争的现场感，绝不是全盘否定佛教。恰恰相反，北宋五子的“拿得起”，恰恰说明了佛教的传入，逼着儒家重建了自己，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也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新生。

到了这一年，随着程颐去世，北宋五子全部谢幕。中国本土儒学的这场绝地反击，终于胜利在望。但是，理学只是为了打赢佛教吗？不不不，大破之后必有大立，中国文明中，从此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东西。

民胞物与

理学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你想，理学之前，一个普通人判断对错靠什么？要么是听皇帝的，要么是听祖宗的，要么是怕报应，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而理学建立之后不一样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判断对错，多了一条新标准——“理”。

“理”在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北宋五子的回答是——就在你自己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只要静下来向内心看，那个内心里冒出来的一念不忍、一念不安、那个“这事儿不对”的感觉，就是天理在你心里说话。

直到现在，中国人还经常说：“做人要讲道理”“天理良心”“这个事天理难容”、“你说的这个话不合理啊”，等等。你品品这些口头语的内涵，都是把一个“理”字当做是不言自明的、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每一个人都该遵从的原则。这个思想就是从北宋五子这儿来的。感觉出来了吧？理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扎得有多深。

杨立华老师的《宋明理学十五讲》，给儒家思想做了一个非常简明的总结。儒家讲那么多道理，千言万语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倡导一种“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对啊，讲什么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这论那论，最后都要落实在：我们怎么才能过上一种正当的、合道理的生活？我们中国人那么热爱现世生活，再高明的理论都得给我扎根到生活的日常里，否则就没有生命力。

你可能会觉得，合理的生活，生活的日常，不就是父慈子孝、夫妻恩爱、朋友有信、做人讲理这些人间小事儿吗？怎么就跟“宇宙”、“天理”这些大词儿搁到一起了？

这就是北宋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们真的把这件事打通了。一个普通人的一念善意，和整个宇宙的运行，被他们论证成了同一回事。

这个论证非常宏大，我们就从一个字儿的角度来看，就是“仁”字，仁爱的仁。在孔子的年代，他老人家可是一个时髦人物，老说新名词儿，比如这个仁字，在《论语》里就出现了109次。但奇怪，孔子每次说“仁”，意思都不一样：一会儿是“仁者爱人”，一会又是“克己复礼为仁”，一会儿又说“当仁不让”，那这个字到底啥意思？历代儒家也是各说各的。

我们现在一般是把“仁”理解为对人好，有善意，爱人。但是这个字的意思是怎么演化来的呢？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他就给出了一套全新的解释。

程颢说，你看医生形容手脚麻木，叫什么？叫“不仁”。我们今天还说“麻木不仁”。奇怪了——手脚麻了怎么就不“爱人”了，没有善意了呢？说不通啊。程颢就顺着这个线索往前追，追出了“仁”这个字最深的本义——觉知。手脚麻了，是因为感觉断了。眼耳鼻舌本来和身体连成一体，你才感觉得到外面的世界。这个连接一断，感知就消失，所以就“不仁”了。

这就引出了“仁”的又深一层的意思：一体。一个真正有“仁”的人，他和万物之间没有那条隔阂的线。别人的痛是他的痛，别人的喜是他的喜。因为他和别人本来就是一个身体。

但程颢还往下追了一层。他问——你跟万物连成一体之后，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是生机。你看一棵树春天发出的嫩芽，你心里会涌起一阵喜悦——奇怪不奇怪？那棵树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你就是会喜悦。为什么？因为那棵树的生机，和你的生机，是同一种生机。它在春天醒过来，唤醒了你心里那点同样的东西。所以“仁”最深的一层意思是——天地之间永不停息的那点生机。我们今天说“果仁”、“核桃仁”，一颗果子里最有生命力的那个核儿，就叫“仁”，也是这个意思。

程颢有一句诗，叫“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就是这个感觉。万类霜天竞自由，草木鱼虫，各安天理。这叫“万物静观皆自得”。而我呢？看见他们开心，我也快乐，因为我们是一体的。这就是，“四时佳兴与人同”。

你看，仁最开始的意思是觉知。怎么提升觉知？你要和万物一体。一体之后呢？你自然会有责任、有担当，因为你为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感到高兴。

如果非要在北宋五子的文章中找出一句最能代表理学精神的话，我觉得是张载的这一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伴。这就是著名的“民胞物与”。

其实，何止是中国文化？人类的智慧攀升到高处的时候，往往都会有这种万物一体的感受。爱因斯坦晚年写过一段话。当时一位朋友写信给爱因斯坦，倾诉自己的丧子之痛。爱因斯坦这么回信安慰他：

“人是我们称之为‘宇宙’的整体的一部分。他把自己、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当作和其余部分分开的东西来体验——这是他意识里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是一种监狱，把我们束缚在个人欲望和对身边少数人的情感里。我们的任务，是把自己从这个监狱里解放出来，扩大同情心的圆圈，去拥抱所有生灵和整个自然的美。”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张载讲的“民胞物与”？

最后，我想给你讲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一个洞察。

我们经常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那种大反派，为了某种宏大的目的，深刻的理由要毁灭世界。但是阿伦特说，错了，所有的恶都不会深刻。我给你念原话：

“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极端的，而从来不是根本的：它并不具备深度，因此也没有什么恶魔般的色彩。恶可以毁坏整个世界，就像霉菌一样在表面肆意蔓延。只有善才有深度，可以是根本性的。”

你听听这话——善才有深度，恶只是表面。

为什么？因为恶是切断——是把自己和别人切断、和万物切断、和宇宙切断。所以，才能自私，才能残忍。别看恶像霉菌一样到处蔓延，其实它没有根。

而善是连接——是把自己和家人连起来、和朋友连起来、和陌生人连起来、和万物连起来、和整个宇宙连起来。你连得越多，你就扎得越深。一个善良的人，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他的根，扎在宇宙最深的地方。

这就是北宋五子真正的礼物——他们告诉每一个中华文明里的人：你不是一粒孤立的、渺小的、随风而逝的灰尘。你和整个宇宙本为同体。你心里那一点点不忍、一点点喜悦、一点点对万物的关切，就是宇宙的生机在你身上的体现。所以你做一个好人，不是因为逼迫，也不因为什么道德律令，只是因为做一个好人，是和整个宇宙最深的那个理合拍的唯一活法。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107年。这一年，北宋五子的最后一位，程颐先生，在洛阳一个冷清的院子里走了。送他的人寥寥无几。

但90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他和他的四位同道，给中华文明留下的礼物何其珍贵啊。他们让一个走在十字路口的文明，重新找到了它的根。他们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为什么自己心里那点善意，是值得守护的。

我们下一年，公元1108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