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有一条全长700余米、宽仅7米的胡同。它就是史家胡同。论体量,它与京城千百条胡同别无二致;但若论底蕴,历史悠久的它无愧于“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盛名。
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
小姐家的大书房:一个才女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回声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早赶赴南方迎候,一路护送北上,经杭州、上海、济南,四月下旬抵达北京。整个北京为之轰动,梁启超、胡适,甚至逊位的溥仪等一众名流相随左右。然而,泰戈尔抵京不久,一场非官方的茶会,却举办于一处私人宅邸——史家胡同24号院。
泰戈尔访华。来源/纪录片《人文深呼吸》截图
这所院落的主人名为凌叔华,时年24岁。
凌叔华形象。来源/纪录片《人文深呼吸》截图
凌叔华出身京城名门,父亲凌福彭是清廷高官,精于辞章、酷爱绘画。齐白石、王云(王梦白)、陈寅恪等名家都是凌家的座上客。凌叔华自幼深受书画熏陶,师从知名宫廷画师,又随“清末怪杰”辜鸿铭学习英语,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
凌叔华聪明、优雅、有才华。在史家胡同的大宅院,她常常举办画家名流的聚会,她的住所被赞为“小姐家的大书房”,最知名的“座上宾”便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小姐家的大书房”沙龙合影。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茶会当日,凌府现磨了杏仁茶,到上等点心铺子订制了藤萝饼、玫瑰花饼、萝卜丝饼。用浓浓中国风味接待外国的贵客和北京的文化名流。胡适、林徽因、丁西林、徐志摩、陈西滢一群文人齐聚于此,二三十位名流济济一堂。
席间,凌叔华作为东道主招待了来宾。泰戈尔在其邀请下,排开檀香木叶,画起佛像、莲花,蕴含其对佛教的理解。论及中西方绘画技法时,凌叔华的回答更让泰戈尔大为赞同。
正是因为这次茶会,凌叔华加深了与陈西滢、胡适的交往。后来,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远赴欧洲,晚年才回到北京。其女陈小滢将史家胡同24号院的产权转让给街道,用于建立博物馆。
2013年,史家胡同博物馆开馆,这是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修旧如旧”的修缮理念贯穿了博物馆修建的全过程。院内的一草一木都依照凌叔华自传《古韵》中所提及的景色以及当年实景照片进行还原。地面铺设的8000多块老砖,是从居民处理掉的建筑垃圾中“捡”回来的。瓦片、墙体的砌法运用老材料和传统工艺,以尽量恢复故居原貌。正如凌叔华一生所追求的:体面、雅韵、趣味。
史家胡同博物馆。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
今天走进史家胡同24号院,我们可以在“兰芷偕芳”展厅里看到凌叔华的画作、书信和旧物,想象她主持文化沙龙,文化名人相聚于此的场面。而在“胡同声音”体验区,我们则可以听到过往胡同的各种声音——燕子的鸣叫、游商的叫卖声、门轴的吱呀声、“震惊闺”“虎撑子”等老北京响器声……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的声响都被收录其中,70多种老北京叫卖声与街巷音景记录了老北京胡同遗失的风貌,为沉默的景致注入自然与人文的音律温度。
一所宗学与一场留学:胡同里的近代教育转型史
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的一道圣旨,将供奉着明末忠臣牌位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史家胡同59号)改建为“左翼宗学”。从此,青砖灰瓦间不再只有缭绕的香火,更多了八旗左翼弟子的嬉笑与书声。这是北京最早的官办学校之一。
1905年,左翼宗学改为“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学堂”;1910年又改为“左翼八旗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1日,北京二中迁入与史家胡同一街之隔的内务部街15号,史家胡同59号又建起了史家胡同小学(简称史家小学)。如今,史家小学已是北京最有名的小学之一。
今天的史家小学。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
然而,史家胡同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角色,还不止于此。当左翼宗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走向终结,教育现代化的新契机在史家胡同扎根。
1908年,美国政府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并明确要求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次年,清政府在史家胡同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培训、管理等事宜。
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组织了三次考试,共计选拔留美学生183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学术史上无法绕开的大师巨匠:赵元任、梅贻琦、竺可桢……
梅贻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十七年,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奠定了清华的学术根基,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反复引用。
梅贻琦。来源/清华校友总会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校长,带着全校师生辗转千里,在战火中护住了一张课桌。一生致力于气象观测与教育事业。
竺可桢。来源/中国科学院
与举办选拔考试同时,清政府将清华园约450亩土地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说,史家胡同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点,也是孕育清华大学的地方。
从清代宗学到近代留学教育起点,史家胡同不仅承载了中国教育从宗学、小学到现代大学的制度转型,更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开眼看世界、改写学术史的人才,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微小却厚重的缩影。
一座剧院与一颗匠心:从56号院走出的中国话剧
史家胡同20号院,老门牌56号,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人艺)的诞生地。
1949年北平解放后,华北文工团进城,看中了这座宽敞的三进大院,便驻扎下来。1950年,改建为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等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命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人艺)。焦菊隐、曹禺等建院元老正是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许多早期经典作品也在此孕育。
图片来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网
1952年6月12日,新组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大院诞生。
人艺建院之初,四位被后人称为“四巨头”的创始人——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副院长欧阳山尊和秘书长赵起扬,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进行了一场长达7天的长谈。当时首都剧场还未落成,四人就在这座小院里,每天上午谈3个小时,下午再谈3个小时,一连谈了整整7天。正是借由这闻名于后世的 “四十二小时建院谈话”,四人明确了北京人艺的未来方向:要建立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又拥有自己民族特色、形成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且享誉世界的文化剧院。
曹禺照片。来源/纪录片《北京纪实-这里是北京》截图
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他们提出了三条建院原则:坚持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辩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将北京人艺建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民族特色的剧院。
这场谈话为中国话剧的一座艺术殿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曹禺、焦菊隐等人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经典之作。
那时的曹禺已经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人。但他仍然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来56号(今20号)院上班,坐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写剧本。焦菊隐则是出了名的严厉导演,在排《龙须沟》时,要求全剧组演员都要在龙须沟体验生活,还要写角色自传,做小品,一样都不能少。
《龙须沟》剧照。来源/人民艺术剧院
1957年春天,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四幕六场话剧送到人艺,叫《秦氏三兄弟》,也就是《茶馆》的雏形。人艺的创作者们看完最初的剧本觉得剧情不够集中,却不知该如何改进。焦菊隐将这个剧本拿回家看了三天,提出了他的意见,希望老舍将戏集中在大茶馆场景里。所有的事件都在此发生,借茶馆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这个提议令所有人茅塞顿开,也令老舍先生激动不已。正是这个建议,成就了如今的《茶馆》。三个月后,《茶馆》的剧本正式出炉。每一幕都是历史的横断面,一幕幕接替勾勒出历史的足迹。
今天,北京人艺早已搬离史家胡同,但20号院仍然是话剧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感受一下:那个曾经孕育了《龙须沟》《茶馆》等震撼人心的作品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
两座院落与两种抉择:历史转弯处的理与情
史家胡同23号院,如今是一处寻常的民居。但在1949年1月,有人在这座院子里做出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北平的命运。
1948年,傅作义住进了这座院子。他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六十万大军。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东北既失,淮海已败,北平成了一座孤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选,成为他辗转反侧的问题。
傅作义。来源/纪录片《真相》截图
北平不是一座普通城市——它是千年古都,有故宫、天坛、有无数文物和百万百姓。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在这个院子里一直住到50年代中期。后来,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视察水利工程。也许对他来说,修一座大坝,比打赢一场战争更安人心。
与23号院相隔不远的史家胡同51号院则藏着另一段故事。1960年,这里住进了一位不平凡的老人——章士钊。
章士钊是民国时期无法绕开的名字。他曾是清末革命家,与章太炎、黄兴并肩,共组华兴会;他曾为陈独秀义务辩护,让陈独秀免于死刑;他也因“甲寅派”立场与鲁迅展开论战,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其有所批评;他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49年,他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后,他没有回南京,而是留在了北京。
这是一个身上贴着太多标签的人——革命者、学者、律师、政客。每一种身份都真实,每个身份背后也都有一段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过往。
章士钊刚到北京时,借住在著名爱国人士朱启钤的私宅后院。两家人口都多,拥挤不堪。1959年,周恩来来看望他,发现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生活条件如此,非常自责,便将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并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章士钊找一处四合院住宅。
章士钊的夫人选了史家胡同51号院。最初,院子宽阔大气,有前、中、后三个院落。章士钊却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的院子太大了,主动把第三进院子分了出去,只留前两进。章士钊一生宦海沉浮,可能正是深知“安身”容易,“安心”难,他才不渴求物质的丰盈,只求一份晚年的安稳。
史家胡同51号院。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周恩来总理对章士钊的关照,也不仅仅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章士钊这样从旧时代走过来、既非共产党员也非敌对势力的民主人士,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群体。解决章士钊住房问题的举动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崇尚民主,希望和民主人士一道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章士钊在51号院住了十多年,直到1973年去世。他在这里完成了《柳文指要》等著作。院中的老槐树,至今郁郁葱葱。
图片来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官网
史家胡同的故事还有很多。53号院门楣上邓颖超题写的“好园”二字,既寓意美好之园,又暗合“女子园”的双关——这里曾是全国妇联的办公地,邓颖超、康克清都曾在此办公。史家胡同以一条700米的窄巷,串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
下次路过史家胡同,不妨慢下来。700米的距离,走完不过十分钟。但在这十分钟里,你走过的是一条几百年的时光隧道。每一个门牌号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也站着一个时代。
参考文献:
1.陈学勇:《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2.温宗勇、刘瑾、郑巧依等:《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探索胡同改造途径——追寻史家胡同的历史印迹》,《北京规划建设》2017年第6期。
3.牛响玲:《人艺往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
4.马句:《北平和平接管的历史经验》,《北京党史》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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