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刘备战败，逃奔河北的袁绍，其手下大将关羽被俘降曹。本来，这种易主而事的现象，在三国时期比较普遍，比如张辽、张郃、马超、黄忠、姜维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降将。但是诸人之中，却以关羽影响力最大、评价最高，虽当过降将，但民间更亲切地称呼其“关二爷”，官方尊其为“武圣”“关圣帝君”，这样的尊崇程度，远超同时代乃至后世诸多将领。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缘于关羽降曹后的离开。
关羽降曹的具体原因及过程，已不可考。不过，以曹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此时的关羽无论品行还是武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曹操对其应该也很欣赏，所以关羽刚投降就被任命为偏将军。
东汉末年大将军位比三公，虽然已失去实际意义，但政治殊荣的影响力还在。偏将军虽多了个“偏”字，毕竟也属将军行列。要知道，同期曹营中，屡建奇功的徐晃只是个偏将军，关羽作为降将，寸功未立，起步就是“偏将军”，这样一比较，足可见曹操对其有多喜欢。
曹操的优厚礼遇，似乎并没有让关羽动心。曹操不死心，派遣张辽前来试探，关羽对张辽说道：
“吾极知曹公待我甚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关羽并非真心实意投降曹操，而是处于与刘备失联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在曹营久留，终归还是去找刘备；其二，关羽确实非常重情重义，即便是暂时投降，但面对曹操的器重，他要报答之后才会离开。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助曹操斩杀了袁绍麾下大将颜良，以此报效曹操。故而，尽管曹操表奏封其为汉寿亭侯，关羽依旧不改初衷，给曹操留下一封告辞信后前往寻找刘备。
关羽离开后，《三国演义》中用“过五关、斩六将”的桥段，来表现关羽的勇猛和对忠义的坚持。真实情况是，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不过，仅从现存不多的史料中，依然能够看出贯穿其中的“义”字，其中既有关羽的忠义，也有曹操的大义。
对关羽而言，因为有了之前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他之后一切重情重义的行为逻辑就有了合理的基础。刘备战败后，他的老婆孩子与关羽一同被抓。基于这样的情形，《三国演义》对关羽的投降原因进行了合理演绎：张辽在前往劝降时，把重点放在了“义”字上，指出如果关羽死了，就辜负了刘备重托；关羽投降所提的约法三章，即降汉不降曹、保刘备二位夫人安全、一旦得知刘备所在不得阻止其归队，将关羽的忠义品德具象化。这些内容，虽属罗贯中个人想象，但从历史上关羽前后的行为看，倒也比较合乎逻辑。所以，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投降”行为向来为人所不齿，但是在关羽身上，似乎看不到这种影响。
而降曹后的一系列举动，则更进一步拉高了关羽“义”的格局。
首先，面对曹操的厚爱，关羽知恩图报，助其对抗袁绍大军，同时又不贪富贵，对曹操的所有物质赏赐，“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其次，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手底下兵强马壮，而刘备东奔西跑，寄人篱下，连个固定的根据地都没有，单纯从个人职业发展来看，肯定是跟着曹操更有前途，但关羽决然挂印而去，说明在他的世界里，兄弟情义无价，个人前途次之；再次，关羽奔刘，是在刚刚斩杀袁军大将之后，彼时刘备恰好又正在袁绍军中，一旦袁绍发怒，搞不好有性命之虞，他明知危险而毅然前往，此举是“重义轻生”。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曹操的高规格礼遇，反而成就了关羽“义”的升华。关羽之所以名声在外，除了武功高超，就是重情重义的品德。试想，如果他贪图富贵留在曹营，最终不过是曹营众多将领中一个武艺出众的猛将而已，但之前的人设必然崩塌，关羽在世人眼中就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也就是说，曹操给的越多，对关羽构成的道德压力就越大，其内心的“负债感”就越重，他最后“挂印封金”所产生的冲击力也就越大。
关羽初降时，曹操明知对方“身在曹营心在汉”，仍旧仍给予了极高的信任和欣赏；关羽最终离开时，又选择了理解和包容，当属下提出追击时，他以“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予以否决。前者体现了曹操的“爱才如命”，后者成就了他的“宽宏大度”。细究而言，推测曹操对待关羽可能是一种想留又怕留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关羽留下，他自然添得一员虎将，但他会因此瞧不起关羽的品行；另一方面，如果关羽离开，证明他识人很准，但最终又会失去关羽。
当然，无论是关羽还是曹操，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并非是做样子给别人看。也正因此，更能凸显各自行为的伟大。裴松之认为：
“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
而北宋的唐庚则评价：
“羽为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则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
关羽的离开、曹操的放手，最终成就了彼此。特别是对关羽而言，他“重义轻利”的选择，让他在同时代无数将领中脱颖而出，深为后人所重，最终被推上神坛。
三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关关羽的评价，并无特别过人之处。陈寿笔下，关羽与张飞放在一个传里，评价也基本在同一水平，认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同时期以记录奇闻轶事为主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也鲜有关羽的内容。
传说，佛教天台宗创立人智觊禅师来到湖北当阳的玉泉山，打算在此建寺，因地势不平，后在乔木下见一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智觊依其言，七日后，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后来，在佛教典籍中，关羽就成为护法伽蓝菩萨。此虽为佛教传说，但至少从侧面说明，在南北朝时，关羽在荆州等地已被神化。不过，南北朝至盛唐前期，关羽信仰以荆州为核心区域。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感慨：
“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
说明关羽虽然作为一个地方神，但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教化功能。这一点，为统治者所发现并加以强化，最终让关羽的影响力走向全国。
崇宁二年（1103），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奏称曾请关羽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信奉道教的宋徽宗掷崇宁钱并说道：“以此封汝。”之后世人便以崇宁真君祭祀关羽。于是，关羽又变成了道教的神祇。几年后，徽宗又屡次加封关羽至武安王，立祠堂祭祀。在此基础上，历朝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不断提高。明万历年间，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至清朝，封号越来越长，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与此同时，明清之时，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关羽的忠义形象更加深入民心，甚至影响了正史宣传。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写道：
“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
《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忠义的种种细致的、具象化描述，更强化了人们对于其忠义行为的崇拜。清末民初史学家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 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在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三方推动下，关羽的崇拜愈演愈烈，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即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
朝廷以“忠义”为主题，推崇关公信仰，有其“正世道、定人心”的政治教化考虑。相较来说，民间信仰则更为复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精神寄托。比如，大多数普通民众基于对忠义的朴素追求，将关羽视作主持正义、驱邪降魔的圣神。商人信奉关羽轻财重义；军人视其为战神；香烛业因关羽“桃园结义”时焚香而祀，其他如屠宰业、理发业、糕点业都能从各自的角度找到祭祀的理由。甚至，作为武圣的关羽，还被当作主宰文教之神，称文衡帝君，与文昌帝君、魁星等合祀，成为五文昌之一。
关羽被神化，固然其中不乏牵强之嫌，却也说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勇武精神影响之深远。虽在具体源流上偶有附会演绎，却集中体现出关羽文化跨越阶层、深入人心的强大文化生命力。时至今日，各地依法恢复与修缮关帝庙等历史文化场所，既是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保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诚信、担当等核心价值的赓续弘扬。这一绵延千年的文化现象表明，关羽所承载的精神品格，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涵养社会正气、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
3. 王其州：《论关羽崇拜》，《天津社会科学》1995（6）
4. 刘永华：《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12）
5. 王运涛：《从民间信仰的“三教合流”看关羽形象演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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