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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来，世人对特洛伊的想象从未停止。在荷马的叙述里，这座城市的城墙由天神建造，拥有辉煌的宫殿和取之不尽的宝藏，希腊联军围攻十年，最终用一匹木马攻破了城门，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岁月流转，这个故事被反复传诵，已成为西方世界最古老的记忆之一。然而读过这些故事的人，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故事真的发生过吗？如果有，那特洛伊又在哪里？

希沙利克遗址鸟瞰，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由弗兰克·卡尔弗特和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该土丘几乎全由人类居住层堆积而成，形成9个文化层。在自下而上的第二层，施里曼发现了一座宽阔的城门遗址和厚达两米的灰烬层，认定这便是他要找的“焚毁之城”特洛伊

施里曼的焚毁之城

19世纪的古典学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特洛伊不过是荷马的杜撰，是诗人的想象而非历史，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总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他们相信那座城就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某个角落沉睡着，只是还没有被找到。

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特洛伊的旧址就在特罗阿德（Troad，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东南岸）的皮纳巴西（Pinarbasi），这里有两条小河从山脚的土丘旁涌出，与荷马诗句中“两道涌溢清澈水流的泉边”似乎能够对应。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早在1822年，苏格兰人查尔斯·麦克拉伦（Charles Maclaren）就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特罗阿德西北方向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当地语言意为“城堡山”）土丘才是古特洛伊的遗址，因为这里不仅地势开阔，土丘上也有古人留下的遗迹。更重要的是，1863年，英国领事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已经在这座土丘上进行了初步发掘，卡尔弗特是一位对考古学颇有研究的业余学者，他坚信希沙利克就是特洛伊的所在，只是缺乏继续大规模发掘的资金。

“施里曼大沟”，横亘在希沙利克遗址中心，几乎将整座土丘劈为两半。施里曼的发掘工作不仅近乎粗暴，在挖掘过程中，为了找到特洛伊城，他还穿越并破坏了中间多个地层

直到1988年，新一代的考古学者来到这里。年轻的德国青铜时代专家曼弗雷德·考夫曼（Manfred Korfmann）团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遥感设备对土丘周边进行探测后，1993年，考夫曼宣布了他的发现：希沙利克土丘上的城堡只是整座城市的一小部分，在它南侧的山坡下，还延伸着一片规模大得多的居民区，这片区域的覆盖面积约30公顷，远超希沙利克土丘的面积。在这片城区里，考夫曼的团队发现了沟渠、建筑地基和大量陶器碎片，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座富裕繁荣的城市，城内居民可能达到5000至10000人，在青铜时代晚期，这样的规模足以称得上一座特大城市。

自发掘伊始，考夫曼就无意纠缠于这片遗址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关系，此前的人们似乎都在寻找一个能够把特洛伊的陷落和考古学联系起来的绝对证据，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有可能经过诗人的重构和加工，荷马融合了特洛伊遗址从六期到七期的多个真实历史事件，并以其艺术加工塑造了后世人们对那场战争的共同记忆。换句话说，特洛伊战争可能确有其事，但那个被希腊联军围攻十年的特洛伊城可能并不存在。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似乎说着相同的语言，信奉相同的神明，但这显然是胜利者希腊人视角的叙述，历史上住在希沙利克遗址的居民又是什么身份？属于什么文明？他们也会称呼自己为“特洛伊人”吗？

特洛伊六期东门及住宅区遗存，特洛伊六期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300年，考古学家不仅挖出巨大的石墙遗存，沿着城墙还发掘出瞭望塔、城门和宽阔的道路

问题的答案同样埋在希沙利克的土层里。在1995年夏季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团队在一座建筑里发现一枚刻有符号的青铜印章。印章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它的一面刻着一位妇女的姓名，另一面刻着她丈夫的姓名。这是在特洛伊遗址第一次发现文字的存在，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印章上的文字并不是迈锡尼文明所使用的线形文字B（Linear B），而是当时在安纳托利亚通用的卢维语（Luwian）象形文字。这一发现为希沙利克赋予另一重身份：它不仅是爱琴海世界的一员，也是安纳托利亚世界的一部分。自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希沙利克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另一个古老文明联系起来……

泥板上的世界

1906年，一支德国考古队对土耳其中部博阿兹柯伊（Bogazkoy）的一处青铜时代遗迹进行了系统性发掘。在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难以释读的泥板，上面的文字似乎属于一种陌生的语言，但通过同时出土的阿卡德语（Akkadian，当时国际交往的通用语）文本，考古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脚下的遗址正是古代赫梯帝国（Hittites）的都城——哈图沙（Hattusa）。随着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在城中发现了一座皇家档案库，里面堆放着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内容包括条约、书信、王室编年史和宗教仪轨等，一个被人们遗忘3000年的帝国，就这样从黑暗中被唤醒了。

赫梯曾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早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颁布法典（约公元前18世纪）时，操着某种古代印欧语的赫梯人就开始出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赫梯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作哈梯之地（Hatti）。在数百年间，他们凭借武力四处征战，将从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的广阔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之中。他们训练有素的战车兵甚至攻破过巴比伦的城墙，就连强大的埃及法老也要在书信中称呼赫梯大王为“伟大的国王”，以彰显双方的平等地位。

得益于对赫梯语的破译，人们得以释读赫梯帝国的官方文献。希腊人记录了特洛伊战争，而赫梯人也同样描绘了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一份名为《图达里亚编年史》的文献就记载了赫梯人在帝国西部边疆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5世纪末，赫梯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强权阿尔扎瓦（Arzawa）正频繁发生冲突，当时的赫梯大王图达里亚一世/二世（Tudhaliya，我们无法知晓到底是一世还是二世）发动了一场针对西安纳托利亚的大规模入侵，他的军队席卷了哈帕拉、赛哈河之地和瓦拉里玛等地。然而正当赫梯军队准备班师回朝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图达里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安纳托利亚西北的阿苏瓦之地（Assuwa）。

赫梯帝国都城哈图沙遗址的狮身人面像门， 位于土耳其中部博阿兹柯伊

赫梯人面对的是一个由22个对赫梯统治心怀不满的国家组成的联盟，阿苏瓦国王正是这个反赫梯联盟的盟主。图达里亚大王决定亲自率军出征，据《编年史》记载，赫梯人的军队大获全胜，共计一万名阿苏瓦联盟的士兵、600匹战马和大批战车被俘，联盟领袖、阿苏瓦的国王皮亚马—库伦塔（Piyama-Kurunta）及其王室成员也被押解至哈图沙。图达里亚随后任命阿苏瓦王子库库里（Kukkulli）为新的国王，并宽宏地允许联盟以赫梯附庸的形式继续存在，但这份恩惠并没有维持多久：库库里在不久后再度反叛，最终被赫梯人处死，阿苏瓦联盟也就此成为历史。虽然这场叛乱只是图达里亚大王南征北战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份特殊的物证：1991年，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哈图沙遗址附近维护道路时意外发现了一把青铜剑，剑身上刻有这样一行阿卡德语铭文：

当伟大的国王图达里亚荡平阿苏瓦之地时，他将这些剑作为誓约献给了他的主人，风暴之神。

青铜剑，1991年土耳其哈图沙遗址附近出土，通长79厘米，现藏土耳其乔鲁姆博物馆。其上刻有阿卡德语铭文，表明它是赫梯大王在取得胜利后奉献给神明的战利品

很显然，这是赫梯大王在取得胜利后奉献给神明的战利品，但这把剑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的形制：它并不是当时安纳托利亚民众使用的常规剑型，而是属于“卡罗B型剑”（Karo Type B sword），一种源自希腊本土的迈锡尼青铜剑。这意味着，在阿苏瓦联盟叛乱期间，迈锡尼势力要么派出武士参与了这场冲突，要么曾向阿苏瓦联盟提供武器作为援助。无独有偶，在《编年史》所记录的22个阿苏瓦联盟成员名单中，有两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维鲁萨/维鲁西亚”（Wilusa/Wilusiya）；另一个紧挨着它的是“塔鲁伊沙”（Taruisa）。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维鲁萨和伊利昂的原始希腊语名字“Wilios”（在后世演变中，古希腊语的/w/音逐渐消失了）在写法上非常相似，“塔鲁伊沙”在去除“沙”这个赫梯语地名词尾后，正好能与特洛伊对应。有学者猜想，维鲁萨也许就是赫梯人对特洛伊的称呼，它和塔鲁伊沙这两个相邻的地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地理概念，即伊利昂/特洛伊。

维鲁萨会是荷马口中的伊利昂吗？这个观点目前仍然没有定论，一个名字的相似性本身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但至少泥板文献和出土文物显示，赫梯人与安纳托利亚西北一个名叫维鲁萨的邦国，以及爱琴海对岸的迈锡尼势力之间似乎存在某些联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维鲁萨这个名字还会频繁出现在赫梯人的文献记载中，以某种附庸关系向东方的赫梯大王表示臣服，延续着自己的存在。

《阿拉克山杜条约》，前1450—前1200，刻于陶土泥板上。这份条约由赫梯大王穆瓦塔里二世与维鲁萨国王阿拉克山杜签订，赫梯大王表示将会保护维鲁萨王室及其后代

然而，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维鲁萨最后的命运了，因为在短短几十年后，青铜时代的整个世界秩序就在海上民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赫梯这个曾经让埃及望而却步的强大帝国也消失在了历史中，变成近乎被遗忘的故事。

特洛伊的争论

从赫梯人的文献中，可以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景：公元前15世纪至前13世纪，维鲁萨这个位于西北安纳托利亚的邦国长期周旋于赫梯帝国与爱琴海彼岸的阿希亚瓦之间。它曾被纳入叛乱联盟，也曾遭受过多次入侵，它的国王们曾与赫梯大王立约，也曾被不知名的敌人推翻王位，总之它始终处于青铜时代大国博弈的阴影之下。但这一切又和特洛伊战争有什么关系呢？早在20世纪20年代，瑞士学者埃米尔·弗雷尔（Emil Forrer）就提出，阿希亚瓦就是荷马史诗中的亚该亚人（Achaeans），也就是迈锡尼人，这个理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不过在今天，随着对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阿希亚瓦是某支来自爱琴海西岸的希腊语族群。更有趣的是，在比对文献中的人名后，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阿拉克山杜就是希腊语中的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即史诗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另一个名字；皮亚马拉杜则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原型；而阿塔里希亚很可能就是阿特柔斯（Atreus）在赫梯文献中的写法，而阿特柔斯正是神话中联军领袖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的父亲。这一对应是否成立至今没有定论，但包括考夫曼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越来越相信，赫梯人记载里的维鲁萨就是特洛伊。如果阿希亚瓦真的是迈锡尼，那么在赫梯文献所记录的这些冲突中，哪一场才是荷马所讲述的特洛伊战争？答案或许是其中的某一场，也可能是全部——也许希腊人的故事正是将赫梯人与阿希亚瓦人数百年断断续续的冲突浓缩到一起，最终才凝练成一部围绕维鲁萨的十年战争史诗。

刻有赫梯国王图达里亚四世形象的浮雕，图达里亚四世在位期间（约前1245—前1215年），阿希亚瓦人又介入赫梯属国赛哈河之地的继承危机，这种公然插手属国事务的行为最终彻底激怒赫梯大王，两国间的关系随之彻底决裂

考夫曼的发现让特洛伊考古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的中心，但他的结论同样引发了新的争议：一些学者质疑考夫曼所谓的“下城区”不过是外围的几个零散聚居点，远没有他宣称的规模；另一些人则从口述史的角度认为，荷马史诗所讲述的应该是铁器时代早期而非青铜时代晚期发生的事件……争论至今仍未平息，而2005年离世的考夫曼已无缘见证讨论的结局。在可预见的未来，围绕特洛伊的争论仍将持续下去——犹如一场现代版的特洛伊战争。

自施里曼发掘希沙利克以来，人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150余年的考古工作。如今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希沙利克确实曾存在一座规模不小的青铜时代城市，它在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之间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的破坏，与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大体吻合。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掘与研究，我们仍无法确定希沙利克遗址就是史诗里的特洛伊。就算赫梯文献中的维鲁萨就是希腊人口中的特洛伊，我们至今也尚未在希沙利克找到任何直接的物证来证明这里就是古代的维鲁萨。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从古至今的人们都相信，这里就是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曾在这里向雅典娜献祭，罗马人曾在这里为众英雄和诸神修建纪念碑与神庙，卡尔弗特和施里曼就是先挖掘了这些较晚时期的遗址，才认为自己挖对了地方。不管怎么样，有关特洛伊的故事仍在继续，也许有一天，这片土丘还会告诉我们更多的秘密……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8月上，原标题为《寻找特洛伊 传说、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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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于鲁寅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刘雨萱（实习）

校对 |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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