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汴京？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文明之旅》公元1114年的节目，将定格北宋盛世最后的高光时刻，带你复盘：大宋汴京开封那场空前绝后的繁华，为何再也无法重现。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4年，这是大宋政和四年，大辽天庆四年。

今天这一期，咱们要说的话题，跟1114年这个具体的年头，关系没那么紧。可是左思右想，还是决定要放在这一年来聊。什么话题啊？就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

这一年的开封城什么样？就是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那个样儿啊：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清明上河图》就是宋徽宗后期，也就是这个阶段创作的。可是，你懂的，我们这趟“文明之旅”，已经进入北宋时代的尾声。北宋一亡，开封城的人口很快就跌到了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等宋朝的军队再次回到开封，已经是1234年，那是100多年后的事儿了。那次回来，他们看到了啥？废池乔木，满目残破，整个开封城只剩下一千多户人家、600多个兵。还认得出北宋时代影子的，不过就是一座故宫和大相国寺了。那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年看到的开封城，已经是它那绝世繁华最后的余晖了。北宋剩下这十几年，大事一件接一件，咱们实在抽不出空了，那就在这一年吧，咱们单独跳出来，说说这开封城。

很多中国人都说自己喜欢宋朝，其实准确地说，大家喜欢的，应该就是特指这一座开封城：说不完的诗酒风流，看不完的红男绿女，逛不完的勾栏瓦肆。别的不说了，你就看史料中的一个记载：说汴京城的夜市，没有蚊子。为啥？因为夜市要开到凌晨三点，人喊马嘶，灯火照天，油烟那个大啊，熏得连蚊子待不住嘛！你想想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热闹啊！

你可别觉得，中国古代的都城都这样啊。现在我们去西安旅游，有所谓“大唐不夜城”，但如果真是在唐朝的长安，那可没有什么不夜城。天一黑，街鼓一响，坊门一关，街上是不许有人的。谁上街，叫“犯夜”，要挨板子的。而到了后面的元、明、清时代，都城的宵禁更严格。唐朝犯夜，还只打20下，到了元朝，加码了，打27下。后面明朝、清朝犯夜，更严，抓到了要打30到50下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都城里，只有大宋朝的开封城，最接近我们现代人想象的繁华都市的样子。

南宋时期，虽然杭州也不差，但是你听那个名称，那叫“临安”，临时安置的地方，又叫“行在”，皇帝暂时待的地方。整个南宋100多年，法理上的都城，一直还是那个回不去的开封。虽说是“暖风熏得游人醉”，但“杭州毕竟非汴州”啊。这一百多年的夜思梦想，又给开封的繁华叠加上了一层滤镜。南宋有一个人，叫孟元老，就是这本《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他年轻时住在开封，亲眼见过那份繁华。“靖康之变”以后，他逃到江南，等他年岁大了，发现身边的年轻人，居然不相信世界上曾经有过那么好的城市。他怕啊，怕这份记忆就这么散了，所以就写了这本《东京梦华录》。你听他写的：“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哪是写一个人间城市啊，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人来说，写天堂也不过就能想象成这个样子。

而我们今天说开封，除了说它的繁华之外，还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上那些统治时间比较长的王朝中，为什么只有北宋选择定都开封？此前、此后的王朝，都没有长期定都开封，这是为什么？

第二，开封城的这份繁华，到底是怎么来的？

第三，开封的这份繁华，为什么后来再也没能重现？不仅是在开封本地没能重现，在整个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没能重现。这是为什么？

定都开封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宋朝为什么要把都城定在开封？

要知道，在宋朝以前，中国人心目中能当都城的地方，就俩选项，不是长安，就是洛阳。长安不用说了，地处关中，易守难攻。而洛阳呢？北边是邙山，东边是嵩山，西边是崤山，南边是伏牛山，它在一个盆地里，附近是八关拱卫，防守能力也很好。

而且，洛阳在中原啊，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啊。当年周朝人营造洛阳城的时候就算过，天下诸侯要是进贡的话，到这里路程都差不多。一个帝王把都城定在天下之中，多合适？这是有政治上的标志性意义的。

所以，奇怪了，宋朝如果要定都在中原，为什么不选洛阳，而要选开封呢？在今天的人看来，洛阳和开封不都是河南省中部的城市吗？不过就差个200公里啊。

这个问题，咱们在1078年那期节目里讲过一次，简单说，就是因为交通条件。你别看只差200公里，洛阳在中国地理的第二级阶梯上，是山间盆地，而开封在第三级阶梯上，是一片大平原，又是重要的水运码头，来自南方的运粮船到达开封很容易，但是再往西开到洛阳，就非常困难了。

这个问题，把五代时候的那些皇帝就已经搞得非常纠结：不在洛阳建都吧，好像自己不配在天下之中似的，合法性不足；在洛阳建都吧，粮食运不进来，手下这么多军队、官员，饭又吃不饱。咋办呢？他们只能折中，搞出了一个两都制：把洛阳定为“神圣首都”，把那些礼法设施，比如祭祖的太庙、祭祀天地的祭坛依旧放在洛阳；然后把开封定为“世俗首都”。平时，皇帝、朝廷和军队就待在开封，需要神圣性、合法性的时候，再跑回洛阳去祭祀。但是时间一长，到了后周太祖郭威的时候，皇帝也懒得跑了，干脆，就在开封也修了一套礼仪设施，从此把开封定为唯一首都。而大宋朝继承的是后周的传统嘛，所以也就沿袭下来了。后来的宋真宗，还回洛阳看过一眼，他说：这洛阳确实好，但是水运条件太差了，东西都运不进来，当都城还是不合适。

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层，逻辑还是太简单了。你想，如果你是皇帝，你来选择帝国的都城，那你要考虑的条件是什么？第一，有险可守，第二才是经济上撑得住。开封最多满足第二条，但是第一条，就是安全条件，开封可就太差了。开封四周是什么？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且因为是交通要道，周围的势力如果要争天下，都会先打开封的主意。你看，关中的势力要是出了函谷关，顺着黄河往东漂，几天就到开封；河北的势力沿太行山南下，过了黄河就是开封；江南的势力渡过长江，顺着泗水、汴水一路往北，马上就能打到开封。

开封就像是一张摆在十字路口一桌好饭，南来北往的人，谁路过都要上桌伸一筷子。这么个地方，怎么能做都城呢？

历史上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项羽和刘邦，他们当年都面对过都城选址的问题，交的答卷正好相反。

项羽打进关中之后，一把火把秦朝的宫殿烧了。有人就劝他，大王啊，要不你别走了？你看这关中好啊：四面都是关塞，好防守，土地也肥沃，是个可以称霸的地方。项羽把手一摆，唉，人富贵了，就要回故乡，不然的话，就像穿了一身好衣服走夜路，谁看得见呢？

项羽最后定都在老家附近的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当然了，他选择徐州，也不仅是因为想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州的地理条件。项羽时代的徐州，是泗水和获水（古汴水）的交汇处，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开封，是当时南北水陆的十字路口，四通八达。把都城设在这里，项羽居中调度天下资源，想出门打谁都方便。

可是你想，徐州，那叫“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你出门方便，别人要来打你也方便啊！这种谁都要来争的地方，怎么适合当都城呢？果然，项羽最后败亡，就是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四面漏风，把他搞得疲于奔命：北边的齐地要叛乱，西边的刘邦来偷袭，项羽左挡右杀、左冲右突，不管赢多少次，只需要一场败仗，就可以让他满盘皆输。这就是徐州、开封这类地方的致命缺陷。

再来看同时代的刘邦。他和项羽都是楚国的人，项羽想老家，刘邦按说也想啊。但是，他那个谋士张良一旦把道理给他讲清楚，不过就是两条：关中这个地方是既便于防守，也利于进攻，刘邦听懂了，行李都不收拾，当天动身，带着一帮楚国老乡去关中吃肉夹馍了。最后果然奠定了西汉200年的基业。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自古选择都城，安全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因素。那就奇怪了，五代和宋朝的皇帝傻吗？项羽的前车之鉴就放在那里，他们为什么还是选了开封呢？他们就那么眼光短浅，只看得见挨饿，看不见挨打吗？

这就要深看一层了——皇权的安全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安全困境。

汉唐时代，那是豪族社会，皇权的对手是谁？就是地方上的豪族势力啊。所以，如果是强势皇权，那没什么好说的，一定要定都在长安——守着八百里秦川，还有一个西蜀作为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变成悬在东边豪族势力头顶上的一柄铁锤，谁不服就砸谁。那如果是弱势皇权呢？比如东汉，那就定都洛阳，和各地豪族同坐一桌，商量着办事，共治天下。何况，洛阳的防守条件也不错。

这是明面上的对手，选择还比较好做。但是，历史越往后演化，局面就复杂起来了。我们先跳过宋朝，看看明朝——为什么明成祖朱棣要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人替他总结了一句特提气的话，叫“天子守国门”。听着豪迈吧？可是你把这个局面拆开一看，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明朝的敌人是北边的蒙古，在长城外头。要防蒙古，就得把重兵、粮草、物资全堆到燕山一线。好，问题来了：这支重兵，你交给谁呢？交给一员能干的大将，还是交给一个老朱家的藩王？朱棣说，还是算了吧，当年的“靖难之役”，我自己就是这么造的反。我是谁也信不着啊，还是我自己去北京守着得了。

所以你看，明明经济重心在江南，首都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没办法，明成祖的皇权面对的是两个敌人，一个人摆在面儿上的敌人——蒙古人，还有一个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握兵造反的藩王。迁都北京，是他在一明一暗两个敌人之间找的一个不得已的平衡点。

说回到大宋朝，它的安全困境也有类似的地方。宋朝皇帝也是有一明一暗两个对手。

明的，是北边的大辽。燕云十六州在人家手里，幽州的骑兵一旦南下，很快就能兵临开封城下。但是你懂的，大宋皇帝内心里排第一的敌人，不是大辽，而是潜在的、有可能造反的武将。具体是谁？不知道？反正得防着。我们从《文明之旅》的第一期开始，就在讲这个问题：大宋朝是从五代乱世的血泊里爬出来的，老赵家自己就是抢了孤儿寡母江山的武将，他们太明白了，不彻底制服武将，天下永无宁日。

宋朝皇帝为此想了很多办法，什么“杯酒释兵权”，什么“更戍法”，就是不断调防，拆散士兵和主帅之间的关系，什么以文驭武，等等。其中还有釜底抽薪的一招，就是把军队拆分成两部分：天下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到禁军里去，剩下的地方上的厢军只能干点儿杂活，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而禁军部队呢，把其中的一半集中到开封，让皇帝亲自看着。这个比例的设计，也是仔细计算过的。你想啊，地方上的禁军稍有异动，中央禁军就开来镇压了，中央禁军占一半嘛，可以碾压地方禁军。这叫无“外乱”。反过来呢？中央禁军的头子如果动造反的心思，他也得掂量，拿住皇帝容易，但是还有一半的军力在京外，自己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想想也就算了，这叫无“内变”。你看，这个设计多精妙。

好，把天下一半的禁军士兵集中到了都城，什么结果？宋仁宗时期，开封的总人口大概是140多万，其中禁军士兵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差不多70多万。占人口的一半多。是不是有点意外？别以为开封是一个皇族和士大夫的城市，商人的城市，或者是市民的城市，不，你从数字上看，它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军营。东京开封居民的主体，不是名妓李师师、牛二那样的市井人物，而是林冲——80万禁军枪棒教头——和他的娘子，那样的军人和军人家属。

把这么多人集中到了开封，总得有粮食让大家吃啊。北宋高峰时期，每年要从各地往开封运800万石的粮食。这个地方，我再插个话：古代粮食的重量单位，这个字是石头的石，就念shí，包括汉代的那个官阶，两千石，也是就念shí，不念dàn。dàn这个读音，要晚到1935年的《辞海》，才第一次收进词典。所以引用古文的时候，要读成shí。我每次这么念的时候，评论区都会有一些争议，这次正式解释一次。

好，说回到开封，每年要运800万石的粮食进来，用宋代财政专家张方平的话来说，这背后的逻辑是：国靠兵立着，兵靠粮活着，粮靠漕运送着，漕运靠开封附近四通八达的水系保着，四个环，环环相扣。换句话说，不在开封建都，就意味着粮食运不过来；粮食运不过来，就不能养那么多兵；中央不能养那么多兵，皇权就有可能被地方军事势力威胁；地方势力一旦成了气候，那五代乱世就有可能重来。而这是宋代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一种可能，即使把都城建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即使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在所不惜。

所以你看，宋朝定都开封，这和汉、唐定都长安、洛阳，后来的元、明、清定都北京，看起来选择不同，但其本质都一样，都是他们综合考虑当时的安全困境，权衡利弊，最后得出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应对当然不完美。张方平当时就说嘛，我们当然知道定都开封带来的困扰，但这可不是大宋的皇帝没有深谋远虑，这是国势使然，是不得已的选择啊！

对，一个朝代和一个人一样，总是在挑战中生长。它会被自己认定的那个首要挑战，塑造成最终的样子。有一个德国法学家，叫卡尔·施米特，说过一句很妙的话：“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我就能告诉你，你是谁。”

繁荣之源

就繁华程度而言，开封城可是达到了人类古代世界的顶峰。在工业革命之前，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一般也就是几十万的人口规模。

罗马算是西方世界的顶峰了，最多也就是百万人口。在中国，唐朝的长安、南宋的临安、明清的北京，虽然也摸到了百万人口这个级别，但是跟大宋开封的将近150万人口比，还是差了很大一截儿。

咱们得先建立一个常识：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一个城市如果只靠生产，或者只靠贸易，是不可能长那么大的。当时的经济活动规模毕竟有限嘛。古代出现超级城市，一定是消费型的，把帝国各个地方的资源集中到一起来消费。就像开封——刚才说了：大宋朝廷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把大量的禁军集中在开封，再加上空前膨胀的官僚队伍，让这个城市里有了既不生产也不经商，但是会消费的巨量人口。有人算过，按照18万禁军来算，朝廷一年在开封城支付的军饷，就是245万贯。官僚群体的俸禄，还有120万贯。两项加起来，360多万贯，是澶渊之盟时候给辽朝的岁币的10倍以上。这是一笔多么庞大的购买力啊？每年要从全国各地运来多少物资，才能满足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大宋天子，屁股底下坐着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骄傲得意估计是有的，但胆战心惊肯定也跑不了啊：这么多人扎堆在一起，你不仅得供得起，还得管得住啊。

在公元1078年那一期，我们讲过宋太宗的一个段子：汴河决口，太宗皇帝慌不迭地往河边跑，自己都陷到泥里，大臣还劝呢，你别着急啊。太宗说，嘿，你说得轻巧！就这开封城，养兵几十万，上百万的居民，物资全靠这条河，我咋能不着急？

这还不仅是一个物资总量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现代城市的人都知道，一场大雨、一次停电、一次罢工、一次自来水厂的事故，马上就能让一个大城市陷入混乱。在古代，管理一个150万人的城市，那个压力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举个例子：那是100年前的事儿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的冬天，开封城突降大雪。15斤木炭，平常的价格是十来文钱，现在飙涨到200文。这是个市场信号啊，说明一种恐慌气氛正在开封市民中蔓延。这样的严寒，木炭如果不够的话，是要大量冻死人的。赶紧的，真宗皇帝调拨了木炭600万斤投放市场，用半价向市民销售。那么大的开封城，安排了16个官员，设置了多个销售点。但即使是这样，市民买炭还是排起长龙，很快，抢购人群就失控了，引起了踩踏事故，一些平民还没冻死，先被踩死了。真宗皇帝又赶紧掏钱，抚恤这些死难者。

这个事儿是不是想想就后怕？第一，600万斤炭，听起来很多，但是和100多万人口相比，一个人能买到的炭还不到10斤，难怪大家这么慌。这么大的城市，什么物资该囤多少？要应对多少类型的危机？一眼看不见头啊。还有，100多万人的城市，那可是一颗火星子就能点着的一个火药桶，一旦引发民变，后果不堪设想。就这一个例子，你来感受一下，古人运行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难度有多大？

什么是城市化？吴伯凡老师有过一个定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不是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人多一个人少，而是资源获取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农村获取资源，路径是本地化的。要饮水，就地打井；要烧火，就近砍柴。而城市生活，这两样东西都不可能来自于本地。在有自来水、燃气管道之前，城市居民要用水、要烧柴，也通常是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的。我小时候，家里就没有自来水，就还见过城市里面的送煤送水的工人。所以，城市是一个“远端赋能系统”，什么都来自于远方，古代的城市也不例外。

为什么宋代之前，中国没有这么像开封这么大的城市？就是因为远端赋能能力有限。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柴禾，没有往100里之外卖的，粮食，没有往1000里之外卖的。为啥？物流成本不划算嘛。就拿唐代的长安城来说，因为它坐落在关中盆地，通过漕运，向长安运送粮食，每年顶多了，100万石。所以，长安城的人口上限就只能被锁死在100万以下。

那为什么宋代的开封可以突破这个极限？两个核心因素。

一个就是到了宋代的时候，一张全国性的水运交通网成熟了，而这张网的中心枢纽就是开封。对啊，以开封的人口规模——而且别忘了，在同一个区域，还有两个陪都，就是西京河南府，就是洛阳，还有南京应天府，就是商丘，也都是人口几十万的大城市——加起来，这是两百万的需要“远端赋能”的城市人口，只靠附近地区的物资，是不可能支撑起来的。它们能存在，一定是因为能从全国各地汲取资源。

司马光就说嘛，我小时候，士大夫家里请个客，水果也就是上个梨、板栗、枣、柿子之类的，都是北方水果，而现在，就是神宗时候，水果如果不是来自远方的品种，都不敢给朋友写请客的请柬。司马光老爷子当然是感慨世风日下，但是你想，如果不是物流网络能做到，这个奢侈的风气也起不来啊。

除了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代的民间商业发育得太好了。

做个对比你就明白了。唐朝的杨贵妃，嘴馋，想吃荔枝了，怎么办？只能通过官方办的驿站，一站站地快马加鞭地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你看，不是路不同，是没有民间商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而到了宋代呢？宋仁宗也有个嘴馋的妃子，张才人，她爱吃的是江西产的金桔。但是你放心，这就用不着官府的驿站了，开封的市场上有的是，随便买。谁运来的？商人运来的。

而且，到了宋代，才出现了一个概念，叫特产。宋代之前，有土产，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个地方产，而在宋代的开封，渐渐有了“特产”——全国都有，但是我们这儿的最好。比如宋代有一本书叫《袖中锦》，里面就搞了个排行榜，比如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等等，都是天下第一，其他地方虽然也有，但是不如这些地方的好。你看，就是因为天下各地的物产，都被贩运到了开封，摊开在了开封的市面上，开封市民拿钱投票，才能搞出这样的物产排行榜和特产鄙视链啊。这么多的品种，不是民间商业，而是靠官府的物资调运，不可能嘛。

我还有一个体会：原来看史料的时候觉得，宋代的士大夫真是很聪明，很懂市场。比如范仲淹在杭州主政的时候，有一次遇到饥荒——一般地方官这个时候肯定是开仓放粮，或者是平抑米价嘛——但是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提高了粮价。嚯，各地的粮商一看有钱赚，拼命往杭州运粮，结果米价迅速就跌下来。在宋代，不仅是范仲淹啊，什么赵抃在越州、包拯在庐州、王觌在开封，都这么干过。到了南宋的时候，董煟写那本《救荒活民书》，甚至把不压抑米价，当成一种重要的救荒策略写进去了。

那你说，这是因为宋代的士大夫聪明吗？以前的官员都傻？当然不是。再深想一层就明白了，这是因为有三个必要条件，到了宋代的时候才成熟嘛：第一，农业高度商品化。有大量的商品粮可供流通买卖了。第⼆，⼤宗商品的长途贩运网络成熟了，有了规模庞大的粮商群体了。第三，城市化⽔平高了，诞⽣了⼀批完全依靠外来物资供给的商业城市，就是开封这样的。你看，农产品商品化､商贸流通专业化､社会城市化，这三者是缺一不可。否则，范仲淹他们再聪明，也想不出来这种招儿的。

说到这儿，开封为什么能长这么大？我们就可以回答了：一方面，大宋朝因为自己独特的安全困境，要把大量的精锐军队、膨胀的官僚队伍集中在开封城，制造了一个畸形的、庞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成熟的水运基础设施加上活跃的民间商业，提供了丰沛的供给，让那个畸形的、庞大的需求得以成立。你感觉出来了吗？这并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这是官府意志和民间商业活动的一种结合。其中，市场和商人，只是大宋朝廷达成自己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

欧阳修有一段话说得好：国家拿利益来诱惑那些商人，让他们干活儿，把蛋糕做大，然后还是朝廷拿得多。你看，在官府的账本上，这么干很划算。

所以啊，看大宋开封城的绝世繁华，咱可千万别带上玫瑰色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滤镜。你把一幅《清明上河图》翻过来看，那可就是不是什么摩肩接踵的繁化闹市，把那些表面的东西都剥开，开封城是什么？是一个一半人口都是军人和家属的巨大的军营啊。军营背后是什么？是六分之五的国家预算都要用来养兵的军事财政啊。军事财政背后是什么？是他们赵家天子100多年的惊魂未定啊。

自我强化

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朝的开封，就像一朵烟花，在空中绽放了一百多年，然后就熄灭了？此后的元、明、清，历代的都城都没能再现这样的繁华和璀璨，这是为啥？

最主要的原因，是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这种集中，把全国的精华都集中在一个城市，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我就说一个点：宋代对皇族不放心，所以把近支皇族都集中在了开封。结果呢？“靖康之变”的时候，金兵把他们全部摁在了城内，最后从开封一把带走大宋宗室三千多人。如果不是康王赵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逃脱了，后来的南宋想找一个近支的皇亲血脉当皇帝，都非常困难。要想找，也只能到远支皇亲，比如太祖赵匡胤，或者他们家老三赵廷美那一支里面去找。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皇族了，这些支系的子孙早就在政治上靠边站了。真要是那样的话，南宋还能不能建立，都是一个大问号。真是好险好险。

还有军事力量，开封城一旦被围，整个帝国的军事力量马上就瘫痪了。不是城外没有兵，而是大宋的军事体系以开封为大脑，大脑一被掐住，四肢动弹不得。搞了一百多年的强干弱枝政策，这时候效果出来了啊——那些弱弱的枝，怎么救得了你开封这么强的干呢？

所以后来的朝代看得明明白白，再也不敢让一个城池的存亡，决定整个王朝的生死了。开封汴京式的繁华为什么不可重现？首先就是因为后人不敢让它重现了。

那问题就来了：宋朝人自己难道就看不见，把鸡蛋全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吗？

我读史料的时候，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个：即使看到了，也没用啊。因为让开封城变大、变得超级大的，不是哪个人的意志，它是一整套自我强化的、停不下来的逻辑。

我们简单看几个局部：

首先是人口膨胀不可逆。整个大宋朝，所有人看开封，就像鹌鹑看孔雀，石子儿看泰山，一百多年时间啊，足以把开封变成所有大宋人的向往之地。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那些超级城市，就知道了，孟加拉的穷人要去达卡、巴西的穷人要去里约，虽然去了也只能住贫民窟，但是一个超大城市给底层穷人提供的生存机会，还是远大于他们的家乡。这叫人口的虹吸效应，除非大宋不让老百姓自由迁徙，否则这个进程不可逆。

还有，开封城里占到一半的人口，就是军队和它的家属，也不可逆。为什么把那么多兵集中到开封，刚开始还是迫不得已，但是越到后来，宋朝人就越发明了一套合理性的论述，觉得非此不可。比如那个大词人，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他就说，我们大宋啊，跟此前的汉唐不一样，他们是“以地为险”，我们是“以兵为险”，就是靠兵多，把开封城守得跟铁桶一样。他还论证呢，说，这就好比是种田的，就应该在郊区种，做买卖的，就应该在城里做。这就是本朝特色！

越是兵多，我开封就越安全，反过来，越是在四通八达物资丰沛的开封，我就越是养得起更多的兵。你看，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逻辑，所以，兵越来越多的进程也不可逆。虽然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痛下决心裁过军。但是之后又开始慢慢反弹。减过肥的人都知道，那真叫：肉去如抽丝，反弹如山倒啊。当然了，最后的结果你懂的，把兵越来越多，当成防守能力越来越强，这个假设本身不成立。最后大宋朝就毁在这个假设上。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还有一个不可逆，就是费用增加也不可逆。一项开支一旦进入预算，你想把它减掉，可就太难了，这就是所谓的“预算刚性”。1068年，熙宁元年的时候，有一次财政吃紧，大家说，能不能给宰相的赏赐就不给了，宰相们自己都同意，结果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哪能省这点赏赐的钱呢？这不是给国家丢人吗？所以，不要省存量，要搞增量，来，看我来为国理财，我有本事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啊。这才引出来后面几十年闹腾不止的变法之争。

你看，钱越花越多、兵越聚越多、人口越来越多，把开封城憋成了大宋朝的一颗大血泡。更要命的是，这个进程停不下来，整个开封城成了一部隆隆向前，而从内部又关不掉的机器。那可想而知，等着它的，就只剩一种结局了：总有一天，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把它碰得粉碎。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很有名的场景。公元976年，大宋开宝九年，这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做了一次差点就成功的努力。他借着去洛阳搞祭祀的机会，想效仿当年北魏孝文帝，抢马吃车地把整个朝廷留在洛阳，这不就成功迁都了吗？

赵匡胤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不只是要迁都洛阳，将来我还要迁都到长安呢。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要让大宋朝的国都有险可守啊，这样我才不用养这么多兵啊，财政压力才会小啊，天下才会长治久安啊。你听听赵匡胤的盘算，他完全洞察到了定都开封带来的问题，他是想给大宋朝换一套底层逻辑的。

但是可惜，他身边的大臣不同意，他的亲弟弟，后来的宋太宗也不同意。最后赵匡胤只能作罢。最后他叹了口气说，那就算了吧。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再过一百年吧，老百姓可就要被这不断憋大的、走不了回头路的开封城逼得山穷水尽了。

你品品赵匡胤这个处境，这才是自我强化路径最可怕的地方。他想迁都那一年，门也许还开着，真要迁都，可能还迁得动。可正因为太早了，那个一百年后的山穷水尽，除了他，谁也看不见。你让满朝文武，为一个谁都看不见的危险，去付迁都这么大的代价？没人肯。于是这事儿就黄了。然后呢？等到一百多年后，当那个危险终于变成了眼前血淋淋的事实的时候，即使所有人都看见了，又能怎样？这时候，门早就焊死了，谁也迁不动了。

其实又何止是一座开封城。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走着走着，都可能一脚踏进一条只能向前、回不了头的路。当你还回得了头的时候，你不觉得需要回头；等你真觉得需要回头了，回头的那扇门，早已经在你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赵匡胤，就是那个站在还开着的门前、却已经看见了门后深渊的人。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叹一口气。

到这一年，公元1114年，距离宋太祖的那一声叹息，正好是138年。

你说，我们是该佩服他当年的远见呢？还是该痛惜他当年为什么不力排众议、乾纲独断呢？抑或，我们因为看到了历史逻辑的残酷的不可逆性，也只能陪着他长叹一声呢？

这就是我在公元1114，在绝世的繁华盛景破灭前夕，为你讲的大宋开封城的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115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