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世界地位，建立在一架看似普通的无人机之上。但这背后，飞控、云台、图传、相机、算法和精密制造被组合成普通消费者也能使用的产品，航拍由少数专业机构的昂贵作业变成了全球性的消费与商业市场。
大疆获得的不只是出口收入，它参与定义了一个产品类别，把中国的工程与制造能力转化为全球客户能够直接购买的产品。
这段经历为今天的人工智能竞争提供了一个参照。中国已经拥有大量模型、应用项目和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但从技术能力到产业成果之间仍缺少一次与大疆相似的转换，缺失的是能够创造新产品、服务全球客户并影响产业分工的世界级AI原生企业。
2025年12月，快手披露，可灵AI单月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年度收入运行率达到2.4亿美元，拥有6000多万名创作者和3万多家企业客户。
3个月后，在香港上市、跨国运营并在中国设有重要研发活动的英矽智能（Insilico Medicine）宣布与礼来达成全球许可与研发协议，扩展双方自2023年以来的合作。协议首付款为1.15亿美元，研发、监管和商业里程碑全部实现后，潜在总额最高可达27.5亿美元。英矽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扎沃龙科夫（Alex Zhavoronkov）对路透社表示，相关技术旨在“识别同时影响多种疾病的多用途靶点”。
两家企业指向了不同的道路：可灵以数字产品直接接触全球用户；英矽智能把计算预测接入实验、知识产权与药物资产。后者更适合作为与中国创新体系相连的全球样本，不能简单视作中国本土企业的代表。尽管两者尚未完成世界级地位的证明，但它们提出了新命题：中国能否由技术应用者成长为全球产品和新产业位置的创造者？
待验证的经营结果
企业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三种性质不同的变化：其一，员工更快完成检索、写作和编码等原有任务；其二，预测、判断和智能体进入物流、维修、排产与客户服务等环节，改变企业的运营体系；其三，客户开始为视频生成、软件智能体、计算驱动的药物设计等过去不存在或难以普及的产品付费。
前两种变化足以创造巨大价值，却不能据此将企业视为“AI原生”。原生性首先是一项业务属性：撤去人工智能，核心产品便随之消失，或交付成本攀升至原有价格和规模无法维持的水平。这类业务的产品、收入和增长方式都建立在人工智能之上。
区分三种变化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普查局2026年的企业调查显示：18%的企业在业务职能中使用人工智能；在采用者中，57%只涉及三个或更少的职能。技术进入企业，并不表示它已经深入经营体系。AI安全研究组织METR（Model Evaluationand Threa tResearch）的随机对照研究更具警示意味：16名资深开发者在自己长期维护的开源项目中完成246项真实任务，使用当时的人工智能工具后，实际耗时增加19%，事后却仍认为自己快了约20%。局部感受与实际结果之间出现的反差不容忽视。
应用数量和使用感受都不能代替经营检验。现有业务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效率、重构运营；AI原生业务则要创造新的产品、收入和企业形态。两项任务同样重要，衡量尺度并不相同。
“世界级”的两条道路
企业成为“世界级”常被理解为拥有多国客户和全球收入。大疆、TikTok等企业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建立地位的。但还有一类主要影响产业组织方式的企业，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他们的国际收入未必达到同样标准，却重组了一个超大规模市场的交易、信用与商业入口。
由此看来，世界级企业至少存在两种形态：全球市场型企业和产业组织型企业。
全球市场型企业跨越语言、制度和渠道，使产品能够在多个市场反复销售。产业组织型企业掌握客户入口、验证体系、行动接口或行业标准，使其他参与者围绕它提供的条件开展经营。最强的企业往往兼具两种能力，早期企业则需要清楚自己准备依靠什么建立地位。
道路可以不同，但经营检验大体相通：其一，企业有没有持续付费且不依赖关联关系的客户；其二，后续的客户是否比首个客户更容易服务；其三，企业是否进入客户业务中难以替代的关键环节；其四，收入增长能否沉淀为自身的知识产权、数据、产品经验和工程团队。
高估值、下载量和模型排名只能说明一时的市场关注。我们可以用四项检验观察可灵，其单月收入超2000万美元、数千万创作者和数万家企业客户——这些数据表明，视频生成已经越过技术演示，进入持续交易的阶段。产品通过网络向全球交付，客户增长也不要求同步铺设庞大的线下服务队伍。就现有披露而言，可灵已经通过客户检验，初步具备跨客户复制的条件。仍待披露的信息包括收入的地域构成、续费情况、新增客户的服务成本、企业客户的定制程度，以及扣除算力支出后的毛利结构。
后两项更难通过。
视频生成市场竞争激烈，模型的质量、价格与功能优势可能迅速被追平。可灵如果停留在单次生成工具阶段，客户转换成本不会很高；如果能够进入创作者的主要工作环境、企业内容流程、版权管理与素材体系，其位置才会变得稳固。
快手掌握模型和产品，也能获得大量使用反馈。但这些数据能否持续改善产品，客户关系能否抵御平台与模型竞争，仍需较长周期的经营结果验证。关键位置与能力沉淀，在这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客户持续依赖产品，企业才会获得高质量反馈；反馈持续改进产品，客户依赖才可能加深。
可灵通过了第一项检验，初步通过第二项，尚未完成第三项和第四项检验的证明。它是中国AI原生业务走向全球的重要候选之一，距离成为世界级企业仍需要用经营结果支撑。
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企业
世界级AI原生企业首先会决定价值和规则的流向。
模型、算力和开源工具会不断普及，但最终的收益却不会平均分配。掌握客户入口、评价标准和行动接口的企业，更有能力保留利润、数据和产品改进经验，也会反过来对芯片、模型和软件工具提出要求。
中国企业如果长期停留在部署、集成和定制开发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越广，产业位置未必越高。相反，当视频生成、软件开发、工业诊断、药物研发和供应链运营变成可以跨境销售的产品，中国的出口结构才有可能从制成品，进一步延伸到高附加值软件、研发成果和专业服务领域。
更深一层的价值在于把中国产业的厚度变成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拥有密集的工厂、设备、供应链、实验室和工程人才，但场景丰富不会自动产生世界级企业。大疆完成过一次关键转换：把飞控、云台、图传、算法与精密制造组合成标准产品，再以稳定质量服务全球客户。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会也出现在技术与真实产业的交界处。地平线把算法、车载芯片和开发工具组合成车企可以采用的智能驾驶方案，其原生性较为清楚，世界级地位取决于其能否跨车辆平台、跨客户和跨市场复制。
英矽智能把模型送入实验和药物研发，客户购买的是候选项目和后续权利，而非一份计算报告。工厂设备、能源系统、材料实验和供应链中也存在类似空间。它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把一次性项目做成多个客户能够反复购买的产品。
培育重点
政策若从认定“AI原生企业”起步，很容易把模型数量、算力规模和融资金额当作成绩。更有效的做法是帮助新业务越过从首单到规模市场的障碍。首批客户可以来自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型产业集团。
但首单的价值在于验证，而不是提供长期庇护。排他条款、无法迁移的数据和高度定制的交付方式，会使企业依附于单一客户。第二个客户能否以更低成本获得相同价值，应当成为公共项目和产业投资的重要评价依据。
政策的作用是缩短从首单到规模市场的距离。
工业、医疗和科研企业需要单个创业公司无力建设的共同条件，如合规数据、测试环境、实验接口、责任保险和监管沟通机制等。公共投入可以补足这些基础，具体产品仍应接受客户选择和市场竞争。
数字产品面对的约束不同，应尽早处理跨境合规、知识产权和海外付费问题，避免在国内保护性市场中形成难以国际化的产品结构。
资本也要容纳不同的验证周期。数字产品应较快证明续费与毛利，工业和科研企业可以按照技术有效、第二客户复制、完整成本改善和海外市场接受等阶段获得后续投资。耐心意味着承认产业差异，不意味着无限延后经营检验。
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应在改造主业之外，从客户、设备、数据和专业知识中寻找能够独立销售的业务。可灵来自快手，这说明世界级AI原生企业未必只诞生于创业公司。新业务能否取得清晰边界、外部客户和独立的经营检验才是关键。
成为人工智能应用大国，只是产业升级的起点。世界级AI原生企业意味着更高一层的成果：企业能够创造新的产品类别，把中国产业能力转化为全球收入，并在未来产业中掌握客户、标准和持续改进产品的能力。
这样的地位只能在全球客户、跨客户复制、关键产业位置和价值保留的连续检验中建立。中国需要更多能够在新产业中建立起重要位置的企业。
（作者系前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前埃森哲大中华区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