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如果要求你以“我”或者“我是”开头，写20个句子来描述你自己，你会写什么？你不妨暂停一下，动笔试一试，看看会写出什么样的答案。也许你会说“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身高一米七”或者“我性格随和”。
你可能会发现，一口气写出20个“我”或“我是”开头的句子也并不容易，即使是描述我们最熟悉的自己，也需要一点思考。
有调查发现，用“我”或者“我是”开头造句时，西方人在回答中更倾向于描述自己的心理特征，比如“我很擅长运动”“我是个有创造力的人”，而亚洲人则更倾向于回答自己的社会身份，比如“是某某的朋友”“我是某公司的员工”。可以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有不小的差别。
这些不同的答案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自我的？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自我结构和西方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得到App《严飞的社会学课》主理人严飞老师，带我们借助社会学视角，来看看，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舍小我，成大我”？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这种伦理本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和运作方式，是通过家庭和亲属之间的伦理关系形成的，这些关系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义务和角色。
“伦理本位”对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文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并进一步让我们能够通过社会关系，透视中国思想中独特的“自我”观念。
今天，我们就以家庭观念为例，从“伦理本位”的角度谈一谈，传统观念里中国人的自我结构具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如何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首先，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是，用“我”或者“我是”开头造句，更倾向于描述“我是谁”，而非“我是怎么样的”。谈“我是谁”，就离不开谈“我是谁的谁”。换句话说，这就是下意识地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自我。反过来，如果要求在描述的时候不许讲任何关系，那很多人就很容易感到无所适从，连自己究竟是谁都搞不清楚。
具体而言，用“我是”来造句，或许我们最先想到的几条就有“我是某某的孩子”或者“我是某某的父母”。家庭，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是最基础的存在。家庭观念的特色，就是用“关系”来界定人的存在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观念中的中国人是舍“小我”而求“大我”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相脱离、和社会相互对立的自我，自我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
前些年，网络上很流行一个段子：中年男人下班开车到了家楼下，往往会在车里呆一支烟的时间。他们需要这一支烟的时间放空自己，让自己只是自己。因为推开门回家，他就是丈夫、父亲或者儿子，考虑的是房贷、工资、柴米油盐、孩子学费，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当然，这样的压力也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我”并不是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具体表现在自己所承担的种种社会角色中。如果真的存在一个脱离了相互关系的自己，那么它也只存在于一支烟工夫的汽车里。
进一步来说，伦理是“关系”的核心准则。伦理是什么？就是一套关于关系当中“人应当怎样”的系统的期待。而一个全力养家的人感觉到筋疲力尽、想要寻求一点“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需要更多的休息，这是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欲望，这样的欲望是个人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道德会对他的另一面加以肯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摆脱这些个人的欲念，去按照道德的标准行事，完成他所受到的角色期待。一个人越将自己和社会准则相融合，就越是接近伦理的标杆。中国有一个很古典的词“君子”，形容的就是一个人达到了伦理与自我融合的最高境界。
中国人的伦理是怎么样的？用关系来界定自我，舍弃“小我”而追求“大我”，往往意味着不计回报的自我奉献。当我们知晓了“推开家门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角色”这个准则时，就不难理解传统观念中，为人父母所需要的无数辛苦付出是为了什么。在传统中国观念中，“关系”网中的自我需要遵从一套特定的“伦理”。
比如，父母就应当全力支持自己的孩子，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成长环境；而子女则被期望要孝顺，也就是能够尽可能满足父母的合理愿望、让父母更舒适地养老，即使做到这些可能会让自己感觉非常辛苦。还有“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之类的传统，更是如此。
不难发现，这些伦理的核心特征是以其他人为中心，而非以自己为中心。也就是说，对待一项社会关系最称职的方式，往往是首先考虑为这关系中的对方负责任，而不是优先对自己负责。
并且，在这种传统下，反过来考虑“对方是否为自己负责”是不可以的。就像我们说“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付出”，只能意味着父母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孩子、教育孩子。试想，很多传统的父母对孩子有一连串的希望：学生时代他们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考一所理想的大学，走进工作后，他们希望孩子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对象结婚生子。他们所希望的也都是为了孩子考虑，希望孩子过得幸福。
在传统观念中，这些期待被理解为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责任。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这些付出是不会考虑到将来孩子是否也提供对等的回报。所以说，在传统的伦理本位观念中，人们总是更多地关心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而他人对自己的责任并不在思考范围之内。
总体而言，梁漱溟用“伦理本位”的概念，概括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关系特征。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形象是舍弃“小我”、追求和保全“大我”，总是把对别人的道德责任看作优先的事项，而不会诘问他人是否给予了自己足够的关注。这让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社会关系是如何塑造自我的，并且让我们了解这些社会关系对自我的道德价值。
当然，“伦理本位”的观念不限于家庭范围。要好的朋友之间习惯于称呼彼此为“兄弟”“姐妹”，学生对老师称为“师父”，甚至在历史上，还有一些老百姓称呼主政一方的领导者为“父母官”……许多中国人会把家庭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当中去，也就是习惯于用家庭伦理来看待社会关系。
而这种无处不在的“伦理本位”观念，也会带来一些挑战：例如，个人的职业选择、婚姻等，可能会因为家庭的期望而受影响；为了维护集体和谐，一些人可能要在表达自我和顾全大局之间做出权衡；而对集体的责任，也会让有些人感觉沉重。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如何调适自己，来应对这些“伦理本位”带来的挑战呢？在这里，我有三个建议。
对待伦理本位的责任感，可以通过适度设定界限，明确哪些义务是你愿意承担的，哪些是需要和他人协商或让步的。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避免过度的义务感让自己感到疲惫。
在重视集体和谐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度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避免内心积压太多情绪。可以在尊重他人感受的前提下，用温和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想法，让他人理解自己的需求。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带来的情义和责任，是我们生活动力的来源。他指出，中国人在“家庭里、社会上，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账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培养”。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伦理本位”带来的影响，我们才能够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以，不妨用一个更加正面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集体责任。
文章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