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老师的新书《文明》第三册，最近上市了。副标题叫《1060年—1104年，变法风云》。这一册写的是北宋从1060年到1104年的45年。
这45年，人物多、事件多、响动也大。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苏东坡被贬黄州，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名场面，都出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三个人，面对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困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眼前这个局面，别人可能已经认了，但他们偏偏不认。
接下来，就请罗老师为你讲讲，他们是怎样一次次对命运说“不”的。
《文明之旅》的第三册图书，《文明3：变法风云》已经上市一周了，同事告诉我，它已经卖了1万多册，上了电商平台文化史书籍爆款榜第一。我特别高兴。
说实话，这一册《文明》涵盖的年份，公元1060年到1104年，可能是我自己读历史，特别喜欢的45年。拿到手你会发现，它比前两本《文明》厚得多，也沉得多。前两本《文明》，是一本覆盖30年，但拿到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一本还不是时间变长了，而是文明的密度突然变大了。人多，事多，响动也大。
这45年太丰盛了。庙堂之上，有王安石、司马光、宋神宗、宋哲宗；江湖之远，有苏东坡的黄州，有“大江东去”；知识世界里，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工程世界里，有李诫的《营造法式》；城市那一头，有汴河、开封和《清明上河图》；信仰那一头，关羽也在一步步从历史人物变成全民信仰。
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特别喜欢。这句话说：命运经常会给我们一些礼物，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次品。所以只要你坚决对命运说“不要”，最后会怎样？最后就是逼着命运，不得不拿出真正的礼物。
这话有点绕，但我特别喜欢这层意思。因为你仔细想想，人这一辈子，命运递过来的东西，十有八九是次品。大多数人看了一眼，算了，就这样吧。但有极少数人，就是不认，就是不接。不要，不要，不要。最后逼着命运，把那张最大的牌给你下了。
公元1060到1104这45年里，恰恰就有这样三个人——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他们不是被我们硬凑到一起的，是那个时代自己长出了三种天才，又把他们推到了同一个现场。
这三个人站在一起，构成了这段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谁赢谁输，而是几个聪明人、几个有理想的人、几个都不肯糊弄的人，在同一个时代里互相碰撞。
王安石是一个相信世界可以被重新设计的人。他看到当时北宋的问题——财政的、军队的、基层治理的、国家效率的……他觉得不能再修修补补了，得撤换那个底层代码，得打乱重来，他想重建一套系统。他的天才，是结构性的。
但命运给王安石的，是一个次品。什么次品？是一个积弊很深、大家都知道有问题、但谁也不愿意真正动手的局面。所有人都在苟且，所有人都在等别人先出头。我们都知道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块石头。但“王安石变法”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那可不是一粒灰，那就是一块石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绕不过去的。可是面对这块石头，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绕着走。
还记得那句话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管这“三不足”是不是王安石的原话，这就是他行事的作风和原则。管你天意如何，管你祖宗怎么定的，管你天下人怎么说，我认准的事，我就干。
你甭管历史上怎么评价王安石，一说到中国的变法、中国的改革、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家，你不得不第一个就提到王安石。他不是变法成功了才了不起，是他在所有人都认了的局面里，说了那个“不要”。
司马光也是天才，但他的天才不在重新设计，他也不太相信重新设计。他的天才在于洞见风险。他知道，一个看起来美轮美奂的方案，一旦扔到现实里去，那是会出问题的。一个好方案经过现实之手，要经过官府，经过考核，经过利益，经过人性的变形，经过人心的幽深之处。出发点也许很好，但落点也许会面目全非。
所以司马光本质上不是保守，他是有现实主义精神。他在大声疾呼，提醒所有人：复杂系统里面，你们以为自己正确的事情，不见得就是能干的事情。
命运给司马光的，也是一个次品。什么次品？是离开朝堂，退居洛阳，不能待在牌桌上。那么有才华，皇帝那么信任他，但面对变法这个他不认同的潮流，没办法，靠边站，坐冷板凳。开封没得待，只能去洛阳。
他把自己转移到更长的历史现场，一卷一卷地写，一部一部地编，整整干了19年。这19年不是坐在书斋里优雅地写。司马光在洛阳的创作条件，跟我真是没法比，我现在好歹还有个电脑，司马光当年是在地下挖个洞，真的躲在地窖里写。到晚年，脚也不行了，眼也不行了，手也抖。那都是十几年辛勤工作对身体的摧残。但他就是不停。294卷，16朝，1362年，他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资治通鉴》。
于是在他之后，中国但凡认字的人，心里都有了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把《资治通鉴》读一遍。
苏东坡又是另一种天才。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他的政治资历还比较浅。但他的命运，是被动地被卷进了这场时代风暴。他有才华，有判断，有脾气，也有承担。他这一生反复被时代抛起来摔下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暴摔”。
命运给苏东坡的，当然是个次品。什么次品？是黄州，是贫困，是限制，是低处。他那么有才，在朝野有那么高的声望，那么多粉丝——他在当年官当得并不是很大，但粉丝在当年就多。但是又怎么样？一辈子几起几落。
但苏东坡也说：我不要。被贬到黄州，从一个朝廷命官变成了一个开荒种地的农民，自号“东坡居士”。甭管是自己手搓东坡肉，还是自己酿酒，他就是不让自己把日子过坏。他对命运一直说“不要，不要”，一直逼着命运在他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交出那张最大的牌。
公元1082年，你去看这本书里写的——那一年有前《赤壁赋》，有后《赤壁赋》，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有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这一年，苏东坡创作的密度大到让人喘不过气。命运把苏东坡摔到了最低处，苏东坡硬是在最低处，开出了最灿烂的花。
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被朝廷抛弃的人，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里，开荒、种地、酿酒、做菜，然后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旷达的文字。这不是“看开了”，如果只是看开，他写不出“大江东去”。他是把绝望消化了，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豁达，是旷达。豁达是假装不在乎，旷达是真的不在乎了，因为他在更大的尺度上看到了意义。
好了，三个人说完了。你发现没有？这三个人之所以会被放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刚好都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正好把同一个时代里的三种难题摆出来了：一个人想改变世界，一个人担心世界被改坏，一个人在世界的夹缝里，努力不把自己过坏。
更要命的是，他们都不是庸人。庸人相争，往往只是抢位置；天才相遇，争的是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运行。
王安石不愿意对一个坏系统苟且，司马光不愿意对一个好方案可能带来的坏结果苟且，苏东坡不愿意对命运递来的坏日子苟且。他们都在输出自己的秩序——王安石输出制度的秩序，司马光输出历史的秩序，苏东坡输出生命的秩序。
你想想，这三种秩序意味着什么？制度秩序，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历史秩序，是说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总有规律可循；生命秩序，是说不管世界怎么对你，你都可以不把自己的日子过坏。这三种秩序，哪一种不是我们今天还在调用的资源呢？
而他们之所以能输出这些秩序，彪炳千秋，原因还是那句话：命运会用次品来诱惑你，当你反复说“不要”的时候，命运没办法，只好拿出真正的礼物。
你注意看，这三个人的世俗结局并不一样。王安石的变法最终是挫败的，司马光的政治回归也是短暂的，苏东坡一辈子漂泊，到死都没能重回中原。如果只看个人际遇，他们拿到的都不算好牌。
但他们都作为一种人格榜样，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不朽的存在，获得了远超个人声名长短的影响力。
这才是命运不得不交出的真正的礼物——不是世俗的成功，不是一时的输赢，而是一种人格力量，穿越了时间。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从那以后，中国人知道了一件事：在所有人都认了的局面里，你可以站出来说“不要”。司马光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但一部《资治通鉴》，让每一个被时代甩出牌桌的人，知道牌桌不是唯一的地方。
苏东坡终身漂泊，但他在黄州写下的那些文字，让此后每一个被命运摔到低处的人，都有了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这三种人格力量，穿越了将近一千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你不需要认识他们，不需要跟他们同时代，但只要你是中国人，在你人生最难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他们旁边坐下来，想一想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心里也就有了支撑。
书跟视频节目最大的不同，是它可以在空间上拓展，我们得到图书的同事，为它补充了45年间127个世界大事件、136个中国大事件，用图文形式做了65个小型专题
展览，书里放了17幅地图，全彩色印刷。跟前两册相比，第三册增加了50%的内容——多了15年，但我跟图书的同事说了，咱加量但这回不加价。
罗老师的《文明3：变法风云》目前正在热卖中。这本书原价258元，现在双章刷边版到手价198元，普通版只要1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