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发生在浙江杭州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轰动一时。此事发生在同治年间，浙江的地方官几乎要把一个冤案办成铁案，幸亏翁同龢等人明辨是非，力挽狂澜，让案子在光绪初年有了转机。光绪二年，朝廷命令把此案提级交给刑部审理，原来保留在地方的重要人证、物证，也一并押送进京。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物证－－冤枉杨乃武与小白菜密谋毒害的葛某的棺材。本来把这个棺材押解到北京，交给刑部就完事了。但一路从杭州到北京，沿途经过许多道府州县，每一个沿途的衙门都十分惶恐，生怕这个举世关注的物证，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发生点什么意外。比如，棺材会不会突然不见？棺材会不会被打开？会不会被调包？一旦这个棺材发生了意外，怎么样说清楚情况？尤其是证明“不关我事”，就成了沿途州县的大难题。清朝的地方官该怎么样自保呢？留痕！除了浙江派出押解的官员之外，每经过一个地方，不管是府县还是沿途的省，都要加贴自己的封条。于是，到了北京的这口棺材可谓叹为观止，上面不仅有事发地杭州的封条，沿途所经之处，“每一省所经各级衙门都贴了封条，县、府、司、院印封重叠。”这哪是封条？分明就是各级地方官的保命符。刑部主持开棺验尸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是拆封条就拆了半天。后续的验尸环节，吏部的官员也十分小心，把该走的流程走完，得到了结果，个别虽然有歧义，但程序上没有任何瑕疵，制造冤假错案的浙江官员想闹事也没有凭借。这就是清朝官员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你是沿途的地方官吏，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文章摘编自林乾著《天朝的裂缝 谁偷了半生宿命？》，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