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专家建议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理由听上去很亲切：英语太难，耗时太多，许多人学了十几年，见到外国人仍只会一句“Hello”。
如果把这番话送回一百年前，大概会收获一片掌声。因为那一代学者，也没少被外语折磨。
只不过，他们鼓完掌，多半还要低头接着背单词。
01 别把大师想得太轻松，他们也被英语收拾过
杨振宁刚学英语时，觉得自己“英语念得很难听”，只敢小声读。父亲偏不许，要求他每天至少大声朗读十分钟。
陈省身后来开过一句著名的玩笑：“我中英文都不好，又不会做实验，就只好做数学了。”听着像凡尔赛，细想却很诚实：大师也有自己的短板，只是没有拿短板当退路。
蒋梦麟在《西潮》中承认，自己读了两年英文，“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这大概是民国版的“阅读八级，开口哑火”。
数学家陈己同的回忆更有画面。她说：“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老师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她“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转头一看，邻座万家宝却“面无难色，应对如流”。那个万家宝，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曹禺。
郑超麟更干脆。他在学校用对付不及格课程的办法对付英文，还赌气想过：“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这话放到今天，评论区里大概能收获不少点赞。
吴宓赴美前也不淡定，在日记里写：“深恐英文程度不足，将来上课恐不无难处。”
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生活，只用一句话便说出了学生的共同压力：“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语。”
轮到季羡林，材料却出现了意外。原本想找他抱怨英语，可靠回忆里却只找到他怀念儿时夜课，说那段经历“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
看来学霸和普通人的痛点，确实不完全相通。
02 越是外语高手，吐槽得越具体
胡适和蒋梦麟把第一道坎说得很朴素：“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关。”
林语堂是公认的英文高手，照样承认背词这件事“不但不可能，且也可不必”做到百分之百；他还说，学英语的人常患一个毛病：“辞字缺乏，不能达意。”
朱光潜说得更不客气：“其实阅读就是一个难关。”而从阅读走到翻译，又是“一个更大的难关”。
鲁迅也公开承认：“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他还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敢翻译某些世界名著，正是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
傅斯年则提醒年轻译者：“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外文程度过线还不够，还得真正懂所译的学问。
严复感叹西方新概念太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梁启超索性总结：“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
从背生词到开口，从阅读到翻译，从翻译小说到翻译新思想，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新的难处。那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一部“英语轻松学”，而是一部大型受难实录。
03 反转来了：他们一边抱怨，一边没停
杨振宁嫌发音难听，还是每天朗读；陈己同听不懂英国文学，后来把落下的功课一点点补了回来；朱光潜入学时英文、数学不及格，后来却长期从事西方美学研究和翻译；鲁迅说自己英文不够，仍把大量域外文学和理论介绍到中国。
最适合给这场争论收尾的，是何炳棣。他谈学习经验时说：“英语非下功夫不可，这是没办法的事。”后面又补了一句：“英语就够我们用的了，不过要下功夫去背。”
这便是那一代学者给出的答案：英语确实难，学得不好也并不丢人；但“难学”从来推不出“不必学”。
英语在高考中占多少分，是否应当分层考试，怎样减少机械刷题，当然可以讨论。可若因为许多人暂时用不上、学得痛苦，便把它从普通教育中不断往外推，最先失去系统学习机会的，往往不是有能力请外教、读国际课程的家庭。
一百年前的学者比今天的人更懂外语的苦。他们没有把门拆掉，而是一边骂门槛高，一边搬来梯子。
考试可以改革，英语教育也必须改革；但不能因为窗户难擦，就劝年轻人少看一眼世界。
参考文献
1. 央视网：《杨振宁对重庆学生讲成长之路：小时候常被欺负》，2009年9月8日。
2. 刘健：《陈省身传（17）》，《天津日报》，南开大学新闻网转载，2021年8月5日。
3. 蒋梦麟：《西潮》，相关段落见“初到美国”部分。
4. 陈己同：《90年前，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海外南开人》总第144期，2019年，第28页。
5.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我的中学生活”章。
6.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册，第48、132页；相关引文见《大学者吴宓，是如何学英语的？》。
7.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8. 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译著书目》。
9. 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
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消失的西康|到底东几省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 苦逼帝王 |蒙古族发迹史| 帝王怕什么 |刘备败在哪｜历史书单
来关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