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里的“金市”：长安“超级商圈“比故宫还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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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唐西市文化景区。

唐代长安沿袭隋朝旧制，设东西两市作为贸易中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针对两市遗迹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不仅揭露了大量唐代建筑基址，更为今天重现西市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笔下长安少年游戏人生的风姿，令人浮想联翩。“金市”即长安西市的别名。西汉《淮南子》《春秋繁露》等典籍早有“西方，金也”“金居西方而主秋气”的说法，所以“金市”实指“西方之市”。唐朝长安是由隋朝首都大兴改建而成，大兴城中已设有东西二市，《隋书》说大兴东市叫“都会市”，西市叫“利人市”。但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唐人写书撰文向来习惯于用“人”字代替“民”字，近代史学家岑仲勉据此指出隋代时西市的真实名称应是“利民市”，取《逸周书·王佩解》中“德在利民”之义。今天来到“唐诗之都”西安的游客，虽然见不到当年的景象，但千年前的西市并未随着唐朝的覆灭而消失无踪。考古学家们见微知著的天赋，正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商人的梦想之都

世事时常出乎众人意料，长安的东西二市作为大唐顶级购物中心，其格局反倒在唐宋文献中记载鲜少，有价值的著述唯韦述《西京记》《两京新记》，以及宋敏求的《长安志》而已。韦述与宋敏求都担任过史官，且均是藏书大家。韦述活跃于唐玄宗朝，宋敏求则生长在宋仁宗到神宗时期，两人相隔约300年。既然韦述是实打实的盛唐人，作为长安繁华的亲历者，他的记述显然更有价值。可惜《西京记》与《两京新记》仅存残本，流传至今的只有书中关于西市的部分。

韦述写道，西市隶属太府寺管理，占南北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店铺排列的方式跟东市如出一辙。其西北角建有“海池”，这是一座放生池，乃武则天长安年间（701年11月至705年2月）由僧人法成从永安渠引水建成。凿池之际工人还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带着神秘预言的古碑，上面刻着“百年为市，而后为池”八字。法成另在池边建造了佛堂。而西市市署前立着蒲州司兵徐彦伯为西市令载敏所立德政碑，“大衣行”同在该处。

开元通宝，西市遗址出土，现藏大唐西市博物馆。开元通宝是唐朝最主流的铜钱。摄影郑乾

身为后辈的宋敏求在编著《长安志》时亦沿袭了韦述的说辞，但他额外提及西市有作为“刑人之所”的“独柳”。最珍贵的是，《长安志》有一段描绘东市格局的文字，刚好能补韦述之缺。首先，东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四面大街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这条街一直向东通往长安春明门。市内商家共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中央是市署所在，市署东侧是平准局。照此可以推测，西市市署也位于其正中。东市一样有放生池，在东北角，是分浐水渠经道政坊进长安，再西流注入此处的。长安城内以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为界，分为两县治理，东是万年县，西是长安县。宋敏求评价说，论繁华东市稍劣于西市，原因是自唐高宗起皇室迁居长安东北的大明宫，公卿大臣为求方便，也多选万年县辖境开创府第。城东的商贾民户不敢和这群天潢贵胄争抢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多归西市”。东市则逐渐向服务高端客群和经营奢侈品靠拢，必然官味有余，烟火气不足了。

石权与石秤砣，西市遗址出土，现藏大唐西市博物馆。唐朝在两市中心位置设有市署，各商家买卖所用度量衡器要受朝廷监管。摄影宋义东

“都管七个国”人物银盒，唐，1979年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银盒上刻有昆仑、婆罗门、吐蕃、疏勒、高丽等七国名称及对应的人物图像。当年长安西市及周边也以汇集众多胡商闻名。摄影风之语

如今，长安西市的故址上矗立着中国首家民营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的修建历时三年，2010年4月7日，大唐西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史籍中记载中的寥寥数语，只够勾勒出东西市的粗略格局，而两市内部的街巷、商铺分布等细节付之阙如。想在千年后剥开时光的覆盖，让长安的市井繁华重见天日，唯有考古才能办到。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考古界已逐步对两市遗址展开系统勘探，尤其偏重于西市，考古人员通过坊墙和街道痕迹成功确定了西市范围。1960至1962年又发掘了西市的三处遗址点，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在房址与堆积层出土了大量砖瓦、陶瓷残片、铁钉与铁器残块和石刻等古物。2005-2006年，围绕西市的中部偏东地带展开考古工作。此次唐城考古队对超过20万平方米的区域进行了勘探，并重点选定其中约6000平方米开展了局部发掘。大唐西市博物馆中的展示区，保存的正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惊喜——西市东北十字街遗址周围的石板桥、两侧砖砌水渠和店铺遗迹。此外，西市南大街北部还出土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骨器作坊。

西市经勘察，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者面积大致相当，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大30%。两市的四面墙上各开有两座相对的坊门，换言之市内会被四条大街分割成9个长方形区域，类似“井”字，跟长安城各坊规整如同棋盘的规划思路无异。大唐西市博物馆中的唐代石板桥遗址，正邻近西市从前东大街和北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这座桥由七块石板构成，东西长5.5米，南北宽1.75米，桥下造成了过水涵洞的模样。最特别的是，各石板之间仍留有清晰的嵌痕，可见当年它们之间是由铁卡嵌入固定的，做工很是考究。目前考古发现的店铺遗迹，小者仅有一间房，面阔仅3米上下。普通的面阔约6米，最大者也只有10米，这还是三间门面合计才有的。由此可见，东西二市内的店铺排布应该相当拥挤，大家临街开业，鳞次栉比地凑在一起。

大唐西市博物馆外景，这里是中国首家民营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保护着西市建筑遗迹，并收藏了数以千计的古代墓志，其中更以隋唐时期的墓志占比最大，深得海内外唐史学者重视

属于他们的辉煌大唐

据冯师英墓志记载其曾任“京西市令”，初唐书法名家冯承素正是冯师英的嗣子。唐太宗挚爱王羲之书法，曾令冯承素摹写。比起儿子在书法史上的盛名，若无墓志出土，冯师英的生平只怕要在历史洪流中完全湮灭了。根据志文，冯师英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三月九日去世于群贤坊家中，年71岁。以此推断，冯师英应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即隋灭南陈那年。至于群贤坊，就夹在长安正西门“金光门”与西市之间。冯师英之父冯伏是隋时益州通义县令，他自己则从“御史台录事”做起，相继担任过蓝田县主簿、右武卫录事参军事，并跟随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回朝后改任司农寺主簿。这之后，他被授予“西市令”之职，最终官至朝议郎、左监门长史，为正六品上的职衔。墓志中有一段话着力描绘西市繁华富丽与日常事务的繁杂。言下之意，西市令这种手下诸事千头万绪的官位，非冯师英这等能人不可：

陆海奥区，肆厘纷拥。阛亭日上，镳毂川流。侚贾洪商，追翁伯而齐轨。韬光大隐，访季主而方驾。磐错之任，铦芒允属，授京西市令。

冯师英墓志，唐，现藏大唐西市博物馆。根据志文，冯师英是唐太宗时著名书法家冯承素的父亲，生活在隋文帝到唐高宗时期，曾被授予从六品上的“西市令”一职。摄影郑乾

西市商贩云集、摩肩接踵的情形在大家意料之中。既然人员流动性强，那于两市公布重要消息，传播速度肯定最快。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朝野震惊。兵部侍郎许孟容愤慨上奏：“岂有国相横尸路隅，不能擒贼！”宪宗皇帝被他的忠义打动，下诏在东西二市“积钱二万贯”悬赏捉拿凶手。

黄巢占领长安期间，中和元年（881）四月，唐将王处存曾短暂击退了起义军，京师故人“遮道恸哭，欢呼塞路”。当黄巢卷土重来，得悉前因后果，深恨都城百姓仍心向唐室，遂“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韦庄《秦妇吟》即书此事：

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呼如窃语。

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

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

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

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

沉沉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

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饱经战乱摧残的东西市，竟还能搜括出七八万青壮，这里在太平时节又该是何等风光？

温庭筠写过一个关于长安巨富窦乂的故事。窦乂出身外戚家族，但从小痴迷经商。而他创业的关键节点，便是发明了所谓的“法烛”。当时窦乂命手下从西市买来“油靛数石”熬煮，再把破麻鞋和碎瓦粉碎过筛，将这几样原料捣烂拌匀成乳状，用手握成长三尺、径三寸的圆柱，一共做了上万根。等到唐德宗建中（780—783）初年，京师突发暴雨，柴薪严重不足，城中连生火做饭都成了难题。窦乂于是取出法烛售卖，“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

跟这里的油靛一般，想知道东西市曾经有哪些热门的商品，很大程度上要倚重于唐宋时人的笔记。比如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记载，西市有一家格外火爆的“卖饮子”店，“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近似于养生保健茶。这等神奇的疗效，很快让该店闻名遐迩，顾客接踵而至。店家只好支起一口大锅，昼夜熬药，仍是供不应求，“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有倒霉的顾客一连排了七天队，竟没能喝上一碗。

彩绘描金白石榻，现藏大唐西市博物馆。其上左端雕刻着祆教圣火坛，以及两侧戴着口罩的祭司形象。祭司脚下还有显眼的金胡瓶。这些特征说明此物出自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长安的中亚粟特人墓葬。摄影王静

西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郁的异域风情：不少店铺由粟特、波斯域外商人经营，著名的 “波斯邸” 便是其中代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彩绘描金白石榻，色彩艳丽，富贵逼人，明显出自迁入内地的粟特人坟墓。各国商人使者久居长安，故唐代之后，“胡人识宝”情节也成了小说的一个固定模板。《玄怪录》说北周、隋朝时的浪荡子杜子春“嗜酒邪游”败光家产后，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人，老人见他窘迫伤感的样子，便大方“袖出一缗”，叫他明日午时去西市的波斯邸取三百万钱用。

东西两市交易规模庞大，由此发展出成熟的柜坊业务。商人出行时常携带大量铜钱，既沉重不便，又暗藏安全隐患，柜坊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商人存放钱币的难题。窦乂经常施舍胡人米亮，当他听说米亮有宅邸要出售时，“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立马便于西市的柜坊中取钱把房子买了下来。这儿的波斯邸也从事大额现金的储存和借贷业务。唐僖宗在乾符二年（875）颁布南郊赦文，严禁用钱买官。赦文提到时人买官所用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波斯番人”和柜坊，应该就是从西市波斯邸借出的。王国维《读史》一诗道：“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唐朝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要比长安两市中数之不尽的珍宝，更令后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