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目标只剩一个，人就很容易被锁进“互害游戏”里出不来。
北宋有两个人，把这件事演示得很清楚。
章惇和苏轼，同年进士，年轻时关系很好。乌台诗案，苏轼被人围攻，章惇不惜得罪宰相，当面为苏轼辩护；苏轼被贬黄州，几乎所有人都断了来往，章惇还给他写信问候。
可几年后，已经做了宰相的章惇，亲手把苏轼贬到海南岛，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
朋友变成了仇人。不是因为政见不同——他们政见一直不同，章惇是新党，苏轼是旧党，但这从没妨碍他们做朋友。
真正的原因是：章惇被“单一目标”锁死了。
当一个人眼里只剩“赢”这一件事，整个处境就会变成囚徒困境：你不整他，他上台了就整你；你主张宽容，就会被同党认为意志不坚、随时可能出局。越是朋友，越要下刀——对朋友够狠，才显得自己坚定。
章惇不是坏人，他是被这个结构吞掉的人。
结局也很讽刺：他晚年被贬，贬去的地方正是雷州——就是他当年把苏辙发配去的地方。命运替他走完了这个循环。
那怎么走出这个结构？
第一：给自己另定目标
五代乱世，有个宰相叫冯道，历仕多朝，宋朝士大夫骂他没有气节。但他不参与互害游戏，因为他给自己定了别的目标：劝皇帝少杀人，能赦免就赦免；用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为下一个太平盛世备下火种。他说：“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这不是认命，是主动给自己开了第二条轨道。当你有了第二轨道，第一轨道上的输赢就不再是你全部的命运。
第二：把目标做加法，不做减法
苏轼被贬海南，那是北宋流放的最南端，当时很多人去了就没再回来。但苏轼留下一句话：“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他为什么能这么说？因为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探望朋友，写诗，做东坡肉，酿酒，看潮水，研究医药……他的生命里塞满了各种各样想做的事。
一个人目标多了，恨意就少了。不是因为他看开了，而是他根本没空把全部精力压在一件事上。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件事、某个人恨意越来越深，先停一下，问自己：除了这件事，我还有没有别的在乎的东西？
不是让你放弃竞争，而是给自己留出第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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