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蜀汉北伐失败等更具戏剧性的历史场景，东吴的衰亡似乎显得缓慢而平淡：孙权死后，幼主继位、权臣专政，公元280年，晋将王濬楼船东下，吴主孙皓出降，东吴灭亡，三国时代正式结束。

但如果仔细回看东吴后期的政治演变不难发现，吴国并不是被西晋大军一锤砸碎的，其政治危机在孙权晚年已经爆发。那场围绕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展开的储位斗争，史书中多称“二宫构争”或“二宫之争”，后世又常称“南鲁党争”（“鲁”指鲁王孙霸，“南”指太子宫——因东吴东宫称“南宫”），持续近十年，几乎波及东吴整个统治集团。大量重臣被诛杀、逼死或流放，朝廷内部长期动荡，江东士族与宗室之间的关系遭到撕裂，东吴前期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也由此崩塌。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孙权晚年“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并直言东吴后来的衰亡，“未必不由此也”，已经点出了南鲁党争在东吴历史中的重要影响。

孙权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储位越明确，围绕继承问题产生的政治风险就越低。因此，历代统治者通常会尽早确立皇后与太子的地位，以防止诸子争立和朝臣分化。

而孙权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有学者认为，孙权晚年性格变化明显，对权力的敏感与猜忌不断加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有意利用二宫之争来削弱士族势力、巩固皇权。东吴的立嗣问题表现为孙和、孙霸二人的搏斗，但究其根源，实在于孙权放任双方争权以及“嫡庶不分”的处理方式。

永安三年（260）款青釉谷仓。来源/故宫博物院

据《三国志》记载，孙权共有七子，但正式册立皇后的时间较晚，“不重儒家礼法，久未立后”，因此诸子虽有长幼之别，却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嫡庶区分，要知道，后者才是立储原则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孙权这一行为使得众皇子心中并不存在一个需要绝对尊敬且未来加以辅佐的对象，人人都有成为太子的机会。这一局面，实际上已经埋下继承危机的隐患。

孙权最早册立的继承人是长子孙登。孙登的政治声望相当高，不仅“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而且深受江东士人与儒学官僚支持。孙权命陆逊长期辅佐，另为其精选幕僚，诸葛恪、顾谭、张休、陈表等名臣皆在其列，还有众多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精英人物，太子宫中一度“号为多士”，这说明孙权早年对继承人培养并不草率。无论能力还是名望，孙登都堪称理想太子，然而赤乌四年（241），孙登病逝，东吴继承体系随之出现巨大空缺。

孙登死前推荐弟弟孙和，认为他“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是继承太子之位的合适人选。赤乌五年（242），孙权立孙和为太子，这样安排既合乎长幼顺序，也具备一定政治基础。孙和“好文学，善骑射”，又颇有孙登遗风，因此很快获得朝臣支持。若孙权能够在此时稳定储位、严格区分太子与藩王地位，东吴未必会爆发后来的党争灾难。然而孙权随后对第四子孙霸宠爱有加的行为，使得朝堂局面又一次陷入危机。

三国吴铜镜。来源/南京博物院

孙霸是孙和同母弟，被封为鲁王，《三国志·孙霸传》记载：“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其待遇与太子几乎完全相同。《三国志·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也载，孙和、孙霸“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这意味着，在东吴朝廷内部，太子与鲁王之间并未形成清晰的等级秩序。这些等于公开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即鲁王时刻有可能取代孙和即位。此时一些大臣认为太子与藩王应当上下有序，于是建议二者“分宫别僚”，没想到却获得了相反的效果：双方没有握手言和，反而“隙端开矣”。接下来宾客僚属各造一端，仇党疑贰，最终超出宫廷范畴，几乎所有朝臣都卷入其中，形成“举国中分”的局面。

三国吴青釉双鼻瓷壶。来源/南京博物院

这一时期，东吴内部逐渐形成两个阵营：以陆逊、顾谭、朱据、滕胤等人为代表的太子党，以及以全琮、步骘、杨竺、孙弘等人为代表的鲁王党。原本稳定的朝廷秩序，开始因储位问题而动荡。

东吴统治前期孙氏皇权能够长期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整合了江东士族、淮泗流寓士人与宗室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顾、陆、朱、张等江东大族为孙氏提供了地方控制力与政治支持，而张昭、周瑜、鲁肃等北来人物则承担早期军政核心职能。孙权前期最大的政治能力之一，正是能够在不同集团之间维持平衡。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但这种平衡在南鲁党争期间迅速瓦解。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便是孙权对陆逊的处理方式。

夷陵破刘备，石亭挫曹休，长期镇守上游，又在赤乌七年（244）代顾雍为丞相，陆逊不仅是东吴最高军事统帅之一，也逐渐成为江东士族的政治代表。在立嗣问题上，陆逊始终坚持传统的嫡长继承原则，多次上书要求明确太子地位。《三国志·陆逊传》载，陆逊曾说：

“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

这是要求孙权恢复基本政治秩序，太子安其位，鲁王守其分，这样才能使朝堂稳定。

陆逊反复上书，还想亲自回到建业面见孙权，说明嫡庶之分，以匡正得失。但晚年的孙权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此类劝谏，对陆逊本人也逐渐产生猜忌，一怒之下将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人流放，太子太傅吾粲亦因多次与陆逊通信，被下狱而死。而后，孙权还多次派中使责问陆逊，致使陆逊最终“愤恚致卒”。

陆逊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这件事对吴国的打击远超于死去了一位忠良丞相。陆逊不是普通大臣，他是孙吴军事与政治体系中的支柱，连他都因为维护太子正统而被逼至死，那么朝臣们会得到什么信号？答案很简单，只要忤逆孙权的意愿，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陆逊的死还意味着维系江东士族与皇权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彻底断裂。东吴与曹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地方士族的依赖程度更高。曹魏背后有完整的中原政治传统和北方人口基础，而东吴则更多依赖江东地方豪族网络的合作。因此，当南鲁党争导致大量江东核心士族遭受打击时，受到破坏的是整个东吴政治体系赖以维持的信任结构。

吴青瓷狮形水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研究认为，孙权立嗣失误背后，还反映出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经过此次宫变，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孙权虽然在斗争中暂时强化了他手中的皇权，但其统治基础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南鲁党争结束后，东吴朝廷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但实际上，大量能够稳定政局的重臣已经被清洗，原本能够约束皇权、协调士族关系的名士迅速凋零，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反倒是能解决问题的人全都没了，孙权本人也已经年老体衰，东吴政治从此便失去了成熟的运转机制。

赤乌十三年（250），孙权终于决定结束这场持续多年的斗争，但并没有打算给任何人附上胜利者的标签：最终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太子之位另属他人。

这个结局极具讽刺意味。孙权既否定了太子，也否定了鲁王，等于承认此前多年的政治斗争毫无意义。经过长期内耗后，东吴已经没有足够成熟的皇子了，最终只得选取年仅十岁的孙亮——一个年幼的孩子，在惨烈的储位斗争后被推上继承位置。

吴青瓷熊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幼主空降则意味着权力真空，朝臣与宗室的影响过重。孙权去世后，诸葛恪受遗诏辅政。诸葛恪早年名望极高，但其性格刚愎，北伐失败后迅速失势，最终被孙峻发动政变诛杀。此后，孙峻、孙綝兄弟长期专权，甚至废了孙亮，改立新主孙休。孙休死后，孙皓即位，在这位有名的亡国暴君的带领之下，东吴后期政治进一步滑向崩坏。

诸葛恪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党争使皇权偏离了稳定的继承路线，使朝臣形成长期斗争惯性，也使“权臣干政”逐渐变得合理化。孙权本想通过同时处理掉孙和、孙霸二人来强行结束争斗，但实际上，他把幼子推入火坑，只是造成了更大的乱局。

早年的孙权不是昏君，陈寿评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能在曹刘之间周旋，能令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名臣信服，能接住孙策留下的江东基业，还能把东吴经营成三国之中延续最久的政权之一，“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不无道理。

底图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

参考文献：

1.（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贾国栋：《孙权后期弊政及对孙吴政局的影响》，《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3.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吴长生：《孙权后期的宫廷权力之争》，《文史天地》2020年第2期。

5.章松松：《从孙权晚年立嗣之误看孙吴政权的衰亡》，《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

6.朱子彦：《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